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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瑜:痛失初心——行在李自成走过的老路上

2017-03-13  作者:帅瑜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穿过浮躁,走出喧嚣,我走进湖北谷城历史的深处。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谷城在当今并不出名。然而,就是这个不出名的谷城,却曾有着加速372年前的一个王朝覆灭的历史。

  谷城,地处鄂西北,位于汉水中游西南岸。汉水绕城而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谷城处在一个奇特的地理位置上:莽莽岷巴大山逶迤而来,其余脉到了谷城却戛然而止,滔滔汉江从谷城这里把大地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样,在谷城西、南、北即是绵延起伏的巍巍群山,而东面却是鄂豫的江汉平原和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

  谷城因其地理位置所处,是中国西部通往中原之古山道要冲,它控川陕,扼襄荆,瞰中原,历来都是军事要地,自古以来烽火连年,兵连祸结,人们饱受金革之患。

  在谷城的历史上,这里曾多次爆发过农民战争。在这些农民起义军中,最为惊天动地的却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在谷城重树义旗,举兵反明。谷城,是上演推翻明王朝这部恢宏历史剧的重要舞台。现在只要翻开“闯王”李自成当年率领农民军转战鄂豫陕等地的军事地图,必然少不了谷城,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和张献忠在这里举行了永载史册的“双雄会”。

  今天,我满怀崇敬、忧悒和希冀的心情,来叩问谷城,阅读这座古城,触摸她那辉煌而又充满沧桑的历史。

  明朝后期,统治了中国达270多年的明王朝,其朝政出现了极其腐败的政局。一方面,从上层大权人物到基层官吏,大多正事不理,贪财成风,官以财进,政以贿成;另一方面,以农业、农民为主的明王朝在后期,农民赋税深重,收不敷出,致使大批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弃地流向城市谋生,导致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还有的农民在当地铲富济贫,拉帮结伙,一呼百应。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形势不稳,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正是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时期,农民暴动风起云涌。1629年底,农民出生、受尽苦难的李自成,在他23岁时率众起义,1636年时被拥戴为“闯王”。从此,这个“闯王”金戈铁马,率领农民起义军前仆后继要推翻腐败的明王朝。

  1638年10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陕西潼关南原被明军包围,因寡不敌众,起义军殊死搏斗,李自成在妻女皆失、身边仅剩十八人、全军覆灭的困境中冲出重围,潜藏到位于谷城西部的商洛大山中,收集旧部,蓄积力量。李自成为图东山再起,他要争取一直在谷城发展的“八大王”张献忠,联手抗击明军,推翻明王朝。

  1638年,张献忠袭南阳被左良玉击败。为保存实力,他转移到谷城诈降,受明朝官衔,屯驻谷城,扩充兵马。

  谷城,是张献忠养兵的天然营地。谷城背靠武当,与李自成藏身的商洛山山山相连。谷城前面是汉江,既是天然屏障,又可水陆并进。谷城又与李自成首次称王的所在地襄京(即现今湖北襄阳)仅隔70余公里,所以张献忠一直屯兵谷城。

  1638年冬月,李自成在不知道张献忠降明真假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谷城动员张献忠重新起义,约定来年端午节前后同时起事。此次谷城之行,李自成称之为“天下大局,决于此行”。

  “双雄”相聚之后,身在谷城、眼观天下的张献忠果不食言,于1639年5月6日重树义旗,起兵反明。张献忠在谷城再次起义,加速了灭明的步伐。谷城,是明王朝覆灭的“加油站”。在当时,半个中国都被张献忠谷城重新起义一事所震惊。这就是著名的“双雄会”。

  谷城,如今已成为“双雄会”的旧址,我在这里沉重地寻觅这两位英雄的行迹。虽然李自成的足迹早已被风霜磨灭,张献忠的铁戟也早已被岁月销蚀,但留下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城中旧事,却历尽了风雨沧桑。我仿佛又听到了从古城深处传来了张献忠再次起义反明的呐喊,眼前又重现了农民军战士手上的刀光。虽然这是377年时的风云,但三百多年并不太远。

  李自成自谷城“双雄”相会之后,他领导的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针对农民赋税苛重,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这是一个使他深受人民拥戴的纲领。“均田”就是人人都有田地种,募民垦田,“免粮”则是减免赋税,耕者有其粮。与此同时,李自成又出台政策,号召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认田耕种,颁发土地证,一切钱粮按原额只征一半,农民军所到之地区,一年内不征收钱粮等等。这些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到处传唱着“吃他粮,穿他粮,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正是这些政策,深得民心,受到人民拥护,李自成才得以在1643年3月把谷城附近的襄阳改为襄京,草创了中央政权,首次正式称为“新顺王”,为建立“大顺”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谷城,是李自成及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命运大转折的地方。6年后,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3月19日上午攻占北京城。农民起义军历经1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摧毁了明王朝,李自成也黄衣称朕了。谷城,这座历史古城,伴随着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叱咤风云而载入史册。

  可惜的是,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陶醉于胜利之中,李自成也在称皇称帝中昏昏然,对明军残存势力和关外满族陈兵不予警惕,明将吴三桂率部投降了满清贵族后屠杀农民军两万多人,再加之李自成深居宫中,对起义军在城内抢劫民财、奸淫民女等丧失民心的行为又浑然不觉,一些将领滋生了腐化享乐思想而使军纪上下涣散,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李自成在损失惨重、遭受重创、又失民心的情况下,只好率军撤出北京。从此,李自成再也未能踏进北京城内一步。1645年9月,这位曾率部百余万众、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民团乡勇打死,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

  中年蒙难,伟业夭折,天地同悲!

  李自成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不幸!

  可是,在距李自成牺牲后的304年,也有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率领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之时,却想到了李自成。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他在距今67年进入北京城时不禁感慨万千,但他又十分清醒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一天是1949年3月23日,25日他正式进入北平,半年后的9月21日入住中南海。这一年,毛泽东56岁。为此,他在进京前的3月5日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两个务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啊!实践证明,从他在1927年9月9日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开始到他在1976年9月9日辞世,在他49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及在其中27年的和平时期,始终都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与他人不同之所在。

  今天,我行走在当年李自成和张献忠一同在谷城走过的古老街道上,走进谷城历史的深处,不禁令我遥思和遐想。李自成当年创业何其艰辛而能胜利,关键就是上下同心,仁义百姓,救亡图存,皆忧患也;而取得政权后却“其亡也忽焉”,实乃不能居安思危所致,皆因腐败也!

  李自成当年进京时,的确还有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和对北京虎视眈眈的满清陈兵,但毛泽东当年进京时,全国也有不少国民党军的残存势力(同时在全国也还有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地方反动势力),但毛泽东却能做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又是一个真正安邦定国者的与众不同之所在。

  我们知道,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这是自然法则,然死于安乐,又往往是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生于忧患,大到治国,皆同此理。有无忧患意识,乃兴亡之根本,正如古人告诫的那样“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骄奢淫逸,日陵月替。李自成悲剧的祸根是腐败,腐败是蚀国之蛀虫,历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很多朝代的衰亡,无不因此矣 。

  今天,在谷城这个鄂西北的历史古镇上,我心怀殷忧,追想当年李自成在谷城“双雄”聚首时的鸿鹄之志而最终却以昙花一现而告终,这真是痛失初心者,闯王也!此时此刻,我站在古城边眺望不舍昼夜而逝的汉水,虽然时过境迁,但一想到当年张献忠饮马汉江,全力相助闯王,而闯王却辜负了他们的盟言,痛失初生政权,不禁令我唏嘘不已。

  殷鉴不远,彰往察来。当今,我们不仅要有深邃的战略眼光,更要有深邃的战略思想。有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就能洞察眼前的缤纷世事而洞察古往今来;有了深邃的战略思想,就能理智地思考眼前的斑斓社会而思索治国安邦之策。古人云:“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实乃金玉良言!

  啊,千载同道,万年同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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