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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2017-05-19  作者:钱昌明  来源:红歌会网  

  据说,王震讲过一句话:“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同样是共产党员,认识上为何会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民主革命派同社会主义革命导师的认知区别。“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对极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并不了解它的真相。他们只能按“教科书”上的“说法”去认知:

  “文革”是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十年浩劫”;

  发动“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因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更不存在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革”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发动“文革”,“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否!这只是一面之词。这些都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强加于人的一种认知。如果你愿意听一听不同的观点,依照我这个普通民众——“文革”过来人的认知,恰恰相反:

  “文革”确确实实是党内两个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条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一场大搏斗!毛主席发动“文革”,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对形势的判断,一点没错、完全正确,它是建国以后党内两条路线——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期斗争的一种必然。

  “文革”后41年的历史,已证明了笔者上述结论。现实反面教员是最好的老师,人所皆知严酷的现实就摆在那里,这让我没有必要再在这里作重复论证。我只想在这里讲以下两条。

  “文革”是建国后党内斗争的一种必然

  大千世界,矛盾无处不在。人类社会,有“公”就有“私”,有正义就会有邪恶,有正确就会有谬误,这些矛盾与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它从成立那天起,党内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斗争——这集中体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党内正确路线不断地战胜错误路线,才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并使中国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反之,一旦错误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党的事业就会受损,革命就会遭受挫折与失败。

  只要党还存在,党内的矛盾与斗争永远不会终结。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讲,“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只是到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才确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正确路线的主导地位。以后又通过1945年的中共七大,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是统一的政党,是不容许分裂和各行其是的。因此,党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中央正确路线的主导下,党内的矛盾与斗争尽管继续存在(诸如:抗战胜利后有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解放战争期间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后新民主主义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中国农业要不要搞合作化、走集体化之路?要不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要不要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等等)但它改变不了占主导地位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执行。

  正因为如此,1956年的八大以前,在毛泽东主席的七届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党的队伍兴旺发达,中国的革命事业突飞猛进。不仅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巨大胜利,完成了“三大”改造,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使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然而,到了1956年历史却发生了一个转折。在这一年里,中共党史实质上发生了悄悄的巨变。

  正是这一年的2月,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大反斯大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受苏共20大影响,中共党内原先的亲苏派活跃起来,实质上形成了一股“反毛”暗流。八大的主要变化是:

  政治上提出一条“唯生产力论”(改变对主要矛盾的判断)的修正主义路线;组织上削弱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刘少奇提议增设4名副主席、一名总书记,实行六常委制);思想上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此后毛泽东主席基本上退居二线,以刘邓为代表的一线领导(司令部)基本形成。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分一、二线领导层的体制,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并实施的,目的是吸取斯大林逝世、苏联领导层接班动荡的教训。这一体制将政治局常委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主席将自己处于二线,让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一线。毛泽东在二线,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处于第一线的政治局常委主持。据此,刘少奇就长期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机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执行机构)日常工作,刘、邓成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两个主要领导人。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接任国家主席,中共一线领导(司令部)完全形成。

  以上史实,在王光美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孙兴盛:《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当然,也可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得以印证:

  “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见《毛泽东年谱》第624页)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客观地说,在1959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以前,刘邓一线领导还是比较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尽管他们事先在许多问题上都曾有过不同主张,但每次经由毛主席的批评、帮助后,均能较自觉地改正)。但事后往往又会在执行的过程中,犯宁“左”勿右、形“左”实右的错误(如“反右扩大化”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等错误)。

  1959年以后,由于刘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党内确实形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特权集团,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内心产生反感与抵触。另外,刘少奇“上位”国家主席后,随着一线领导地位的不断巩固,个人野心不断膨胀,总想另搞一套,这就在党内形成了一条隐性的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倾心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政策;他们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公然对抗毛主席对“四清”运动的定性,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公然抵制、对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终于引发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括这条隐性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经济上复辟私有制;政治上否定阶级斗争学说。

  “文革”无疑是建国后,党内两个派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社派”与刘邓为代表的“走资派”)、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间长期斗争的必然。

  “文革”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大搏斗

  “文革”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文革”的最大特点:表面上都是打着毛主席、共产党的旗号进行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实际上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择手段地搞乱阵线,疯狂镇压群众,目的就是抵制、破坏“文革”的进行。

  “文革”是两个司令部的较量。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着中央“大权”,主要体现在控制着中央文革小组发号司令权和两报一刊的舆论权;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着“小权”(相对毛主席的“大权”而言),却控制着自上而下全国党、政组织系统的“实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权虽大,但是“虚权”;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虽是“小权”,但却是“实权”。反复较量的结果,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大权”,战胜不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小权”;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虚权”,斗不过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实权”。

  “文革”期间,走资派总体上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他们并未改变立场。部分走资派甚至在“文革”不同时期,始终以不同形式控制着本单位的实权。走资派人还在、心不死。毛主席一逝世,富有政治斗争经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反扑,“文革”失败了——于是,疯狂的阶级报复开始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局面出现了!

  各位如果不信笔者的上述判断,那就请听听本人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吧!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请你不要否定我所讲的、一位“文革”老人亲身经历的客观事实。

  我原是一个在旧社会挨过资本家拳打脚踢的小学徒。1949年春在上海市第十八民校夜校部念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参与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在北四川路近横浜桥地段参加夹道欢迎队伍)。新社会受党一手培养(1952年考入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干校参加革命工作),1957年又以调干生身份考取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大学生,最后成长为一名具有强烈翻身感、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恩之情的一名人民教师。

  文革前,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入党发展与提拔对象,上海市文建中学高中历史教师、史地教研组长、高二年级组长、民兵连长,党报《解放日报》、党刊《支部生活》通讯员。曾应《解放日报》理论部之约,写过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专题学术纪念文章:《美帝国主义是日寇侵华战争的帮凶——1931到1941年美国助日侵华政策剖析》(发表于1965年9月9日《解放日报》第6版)。组织上为了培养我,调我进入政治组。1965年10月到1966年5月,又调我去“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参加了一期“四清”工作。返校后,正好赶上开展“文革”运动。学校领导支部书记专门找我谈话,要我积极投入运动(写大字报),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

  1966年6月3日,我校运动正式开始,学校领导召开全校党团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号召全校师生积极投入运动,提出“要全面揭发学校中的一切问题”,随即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都是针对教师的(大多是支部点名与暗示的批判对象)。因我参加过“四清”,知道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样“反右”式的运动不甚理解,所以开始并没有写大字报。

  直到4日傍晚,迫于形势,我就写了一张不针对个人、批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大字报:《文建中学的办学方向是否对头?》①(此前党刊《华东通讯》也已刊登过《文建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为何批而不倒》的批评文章)。没想到,就此闯了大祸!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当晚我就被支部内定为“反党”分子。第二天,遭到党支部有组织的大字报围攻,校园里刷出大幅标语:“揪出反党分子钱昌明!”

  像我这样一个共青团员、入党积极分子、党组织的培养对象,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分子、“反革命”了呢?

  我百思不解。后来是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的《揭发》、区委书记王新华的《我的检查》,才让我明白真相。原来这是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经由上海市委贯彻下来的一条“矛头向下”的文革路线造成的。

  王一平1967年9月5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中学革命师生员工迎头痛击刘、邓、陈、曹、杨假检查真反扑电视斗争大会”上的《揭发》发言中讲道:

  “《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他叫嚷什么中学的‘教职员比较复杂’”;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就紧跟他们的黑主子,大造抓‘右派’的反动舆论。曹荻秋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文教界”,“要首先抓牛鬼蛇神以及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就是避而不谈运动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见1967年9月5日《中教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中学革命师生员工迎头痛击刘、邓、陈、曹、杨假检查真反扑电视斗争大会专刊》)

  王新华在《我的检查》中写道:

  “我顽固地执行党内最大‘走资派’刘、邓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曹之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群众运动,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犯下了滔天大罪。我是南市区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刘少奇来上海说,‘别的地方乱了,上海很稳定。说明上海市委威信高,群众听你们的话’。我听了以后就认为自己在前阶段的做法是正确的,一心想把局面稳住┄┄死抱住什么‘抓右派’的错误观点不放”。(见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雪泥鸿爪话文革》)

  正是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导下,上海市委贯彻了这条修正主义的“资反”路线,南市区委书记王新华才会亲自到我校蹲点,以“批评党支部就是反党”的逻辑,可以完全不顾事实,硬是把我这个共青团员、对党无限忠诚的积极分子,打成了“反革命”!

  我是怎样一个人?学生们最了解。当我被打成“反党”分子时,学生们仗着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忠于《十六条》的文革精神,就是不买这个账。他们联合起来“保”我、为我辩护,以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校党支部和区委王新华亲自操控的工作组,通过“6.5”、“6.15”、“7.9”三次有组织大字报围攻,仍不能把我“整”下去。

  最终,王新华恼羞成怒,俨然调动专政机关,派区公安局副局长与刑侦科长秘密进驻我校,采用法西斯专政的手法,伪造了三封“检举信”,冒充“湖州革命群众”诬陷我是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另两封:一封冒充老家“贫下中农”名义,诬陷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土改时定性的成份为“职员”;再一封冒充“历史学会革命群众”,诬陷我写过“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指一篇历史学术论文:《杜文秀是云南回民起义的杰出领袖》),由公安局刑侦科长出差到我原工作单位所在地——湖州,把“检举信”以“异地投寄”的方式邮寄到我校,最终公然宣布我为“反革命”分子,剥夺我的人身自由,进行“隔离审查”。接着就是“大会轰、小会攻”,软硬兼施,日夜逼供,直把我逼得上吊自杀,以死抗议。算我命大,竟在昏死了16个小时以后,居然醒了过来。

  即便如此,王新华他们仍不肯放过我。我只在医院住了5天,连颈项上上吊的伤口尚未愈合,就被强迫出院。当天把我拉出去批斗,上、下午各一场,前后长达6个小时!除了横加“反革命”等罪名外,又给加了一条“畏罪自杀”!这就是路线斗争真相,真可谓:何其毒也!

  我始终未肯“认罪”,他们见我连死也不怕,也就黔驴技穷、拿我没有办法了!就把我反锁关进教学大楼楼梯底下、一间只够安放一张单人小床的暗室里(有三分之二空间站不直身子),除了由红卫兵来送三顿饭开一下门以外,其他就什么也不管了。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冤屈,心中始终不服,不相信听毛主席的话,写一张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大字报就会变成一名“反革命”。我决心要到北京去上诉!在被关第9天的一个晚上,我竟发现红卫兵居然忘了在外面上锁。抓住这个机会,当夜我就逃了出去。天亮时刻,我徒步逃到了大姐家里,在她的帮助下,拿了一些全国粮票和现金,仓皇逃往北京。上了火车,我看到张贴在车厢里有关“保护上访”的中央文革发布的文告,这才有了一种安全感。

  到了北京,我的上访受到了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的热情接待,享受了“革命师生”待遇,由接待站协助安排了免费食宿。不到一个星期,接待站按预约时间接待了我。详询情况以后,认为如果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这就是“资反”路线的典型表现。接待同志满足了我的三项要求:

  1、必须限期上海市委,由组织出面调查清楚,给我作出明确结论:我、钱昌明,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要求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2、明确要求上海市委,责令区委与文建中学,不准再禁闭我,保证我的人身自由;

  3、根据《十六条》精神,允许我参加运动,还我写大字报的权利,还我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权利。

  感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的上访获得圆满成功。最为幸福的是,1966年11月11日,我还以来北京上访、串联“革命师生”资格,在广播大楼前马路边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使我热泪盈眶。我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幸福、最为难忘的时刻。

  返沪后,在我校造反派红卫兵学生的支持下,经过上海市委接待站整整一个月时间的调查,12月20日,终于由市委办公厅二室席承基同志出面,以发布《有关钱昌明同志问题谈话纪要》形式,书面给我作了正式平反。随后中共南市区委以教卫部名义给我作了书面平反,王新华个人亦给写了一封要求“原谅”的平反信,文建中学也给我开了平反大会。

  我获得平反后,就主动投入到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去,参加了当时的中学教师的革命造反组织——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教司),先后被选为区、市的负责人。其后,根据中央军委文件精神,参与了一些为受冤教师的平反活动。再往后,就是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三结合,成为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教联会”)负责人。再往后,就回基层单位“复课闹革命”,结合进学校“革委会”,入党。先后在文建中学、市八中学的校革会“教革组”(相当于教导处)抓教育、教学工作,始终竞竞业业,有口皆碑。

  1967年上海发生“一月革命”,王新华一度下台。约隔不到一年时间,1968年春,王新华重新以老干部身份结合进南市区革委会,官复原职。在王新华的授意下,我又一次挨整,被打成“变色龙”,“靠边审查”。其后,再随着上海大气候的变化,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再通过上诉才得以恢复校革会委员资格。

  最后,1980年8月5日,南市区委以“老造反”、“迫害南市区委书记王新华同志”等罪名,以“突击入党”为由,“取消钱昌明同志共产党员资格”定案。我不服,到1982年7月止,一直不断地向区委、市委组织部、领导同志申诉,先后递交了约十万字的申诉材料,结果是都无果而终。我终于醒悟:

  我所以会挨整,原来都是因为我在“文革”中站“错”了队。因为我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批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而没有站在学校当权派和区委这一边。其后,又没有屈服在党支部和区委当权派的淫威之下,不肯认“错”、认“罪”。

  我所以在运动初期挨整,运动中期再反复挨整,运动结束最终以“取消党员资格”结局,终身背上一只政治“黑锅”;归根到底,是因为我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只要走资派掌权,我就不可能有翻身之日。想到了这里,我就坦然了。

  但我以此为荣!因为我是一位毛泽东时代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我是一名真正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历史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为欺骗终究不能久长。随着时间的推延,真相终将大白。它决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注①:钱昌明被走资派打成“反党分子”的一张大字报

  文建中学的办学方向是否对头?

  长期以来,我们文建中学的行政领导没有把准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在全体教师的头脑中形成了单纯升学率思想,而且成风,还引以为荣。尽管自从去年毛主席发出“七·三”指示(笔者按:指毛主席关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指示)后,区教育局也专门派人来抓过。然而,学校领导原有指导思想仍未多大改变。如若不信,请看以下事实:

  一、“七·三”指示精神已经下达,然而领导上仍然不肯取消早读课,甚至还鼓励班主任进课堂“督促”。

  二、领导上没有认真、严肃、确有成效地组织教师破除片面升学率思想,以致流毒未净,教师们都心照不宣,实际上把片面升学率当作“臭豆腐干”(毛文元老师语),虽臭犹香。

  三、继续挥舞考试的“指挥棒”,使同学频于应付大大小小又明又暗的考试、测验,严重摧残同学的健康(我校近视眼发病率达全区第一)。

  四、公然用分数刺激同学“勤奋”学习,向高三提出期终分可以“只增不减”的口号,闻所未闻。

  五、欣赏“安分守己”、“勤奋学习”的学生与班级,看不惯学生的“不安分”行动。这次五四评选过程竟然为了高三(1)班的同学没有交练习卷子一事,就武断整个班级“放松”学习,“学习目的不明确”,重新召集阶段(年级组)会议,硬把已经评定的“四好班级”拉下来,直至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摆出了充足的理由,但两位教导主任仍借口要“调查研究”,(为什么在决定要拉下来的时候,这不要调查研究了呢?)硬要坚持错误达16个小时。

  以上可见,我们学校领导虽然口头上也讲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但在思想上,行动中却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片面追求升学率在客观上就是宣扬资产阶级“唯有读书高”思想,这不是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是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决不可能培养出无产阶级接班人,而只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我觉得要根本破除存在于教师头脑中的片面升学率思想,只有从学校领导开始,希望领导上认真反省。

  钱昌明

  1966年6月4日下午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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