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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宁:如何理解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2017-05-19  作者:张新宁  来源:微信“马列之声”  

  如何理解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

  “社会主义”因素

  张新宁

  内容提要

  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初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在选举中异军突起,使一些人开始憧憬美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前景。分析表明,桑德斯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仍属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在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显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进一步加剧,也表明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复兴阶段。桑德斯的“社会主义”在美国不可能成功,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不会改变。

  在2016年2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初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桑德斯虽然在爱荷华州用抛硬币的形式以微弱劣势落败,但在新罕布什尔州却以极大优势获胜。在获胜演讲中,桑德斯重申了自己的主要政见,包括公立院校学费全免、捍卫奥巴马医改政策、打击超级富豪阶层逃税、向华尔街投机活动征税等。桑德斯说:“我们必须告诉超级富豪阶级和那1%的富人,在这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上,他们不能霸占一切”“我们不能再去维持华尔街和亿万富豪阶级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政治献金体制。”美国需要用“激进理念”“创造一种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仅仅为那1%富人服务的体制”。[1]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桑德斯在美国大选初选中异军突起,备受选民的青睐。一些人认为,桑德斯奉行的政见和主张是带有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从而认为桑德斯是“社会主义者”。更有甚者开始憧憬,如果桑德斯上台,美国可能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前景。对此,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加以分析。

  一、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实属

  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作为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多年来一直公开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以至于美国共和党人几乎每次提到桑德斯的名字时都会附加上“社会主义者”这个词,试图将桑德斯“妖魔化”,给人留下一个不顾后果、有威胁的“社会主义者”将改变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印象《今日美国报》(USA Today)2015年10月19日的评论文章指出,桑德斯是一个怀有雄心并试图“将世界最狂暴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变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他想把华尔街的高管送入监牢,想把最低工资翻一番。“美国之音”报道说,免费上大学、提高最低工资、全民保健、改革华尔街,都是桑德斯的政治主张。[2]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决不允许亿万富翁逃税。我们决不允许削减社保、退伍军人抚恤待遇、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公共教育经费。”“我们必须巩固、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提高老年人和退休工人福利,让退休生活变得有尊严”“我们必须重建破败的基础设施,以此创造数百个就业岗位”“我们必须为女性、同性恋和残疾人的权利而奋斗。”[3]通过这次演讲,桑德斯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猛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主张建立一个“服务于全体人民”的体制。

  回顾历史,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曾经在政治上扮演过不小的角色“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总统参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是美国史上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总统参选人。德布斯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的美国工人运动领袖,主张美国社会党向一切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各界人士打开大门,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以不断扩大选举胜利的方式来逐渐实现社会主义。德布斯从1900年开始,五次参选总统,最高得票率在1912年达到5. 99 %。德布斯过世后,接下来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也以社会党候选人身份从1928年起参选总统六次,均以失败告终。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党影响式微,美国共产党登上舞台,成为比较重要的左翼政治力量,但二战之后也逐渐失去影响力。

  桑德斯于1941年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在芝加哥读大学期间他参加了“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并投身到当时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是民权组织“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在芝加哥大学的领袖。在当时的美国,大学生中间爆发了自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其领导核心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倡导民主、公民权利和各类高校的改革,反对越南战争。当时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等。米尔斯在1960年发表的《致新左派运动的一封公开信》中主张,与关注劳工运动的传统左派相区别,建立新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应该关注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症,实质上是主张偏离传统左翼,面向反传统文化的价值。马尔库塞在斗争策略上主张运用非暴力的手段,提出了“大拒绝”策略,即把一切对社会不满的人联合在一起,拒绝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以此来毁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桑德斯深受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并将之践行到自己的从政经历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桑德斯经历四次败选,终于在1981年成功当选美国佛蒙特州柏灵顿市市长。在担任市长期间,桑德斯强调一种“市政社会主义”,关注市民最关心的城市改革。1990年,桑德斯当选美国众议员,数次连任后,他于2006年开始担任参议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公开信奉“社会主义”的参议员,亦是近年来少数成功获得联邦公职的“社会主义者”。2015年4月,桑德斯宣布参加总统选举,由此卷起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旋风。

  桑德斯基于美国社会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平等现象,提出“决不允许削减社保、退伍军人抚恤待遇、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公共教育经费”,“决不允许亿万富翁逃税”,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思路。桑德斯提出的要用“激进理念”“创造一种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仅仅为那1%富人服务的体制”,并不能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此看来,桑德斯实际上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所主张建立的体制,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范畴。

  早在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就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当时,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他们统治的世界最美好,应当满足于现存的社会状态。而对于在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中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所有不满——如工人赤贫化、农民破产、经济危机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给出的良药不是彻底改革或革命,而是试图通过对无产阶级生活的点滴改善来麻痹和削弱其革命斗志,引诱他们放弃暴力,顺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道,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为了不改变资本和雇佣关系,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夺与统治。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改良资本主义。用小恩小惠麻痹群众,这表现了资产阶级极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分配平等,并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财产、资源和机会,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想是乌托邦式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一种革命性的战略要求打破根据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并根据真正的人类需要而决定生产和分配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那样“按劳分配”原则必定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所取代。因此,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就是坚决打破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而不是它的普遍化,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

  桑德斯在国会议员任期和此次总统竞选期间的言行表明,他一贯和民主党的基本纲领保持一致,而在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平等的议题上可以被视为民主党内的激进左翼。所以,桑德斯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运用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进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选项中排除出去,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桑德斯们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在资产阶级制度条件下管理社会,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由此看来,桑德斯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美国取得成功。

  二、

  桑德斯在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表明

  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进一步加剧

  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的演讲中对美国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我们不能再去维持华尔街和亿万富豪阶级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政治献金体制。”“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主要国家,顶层1%人群中的1 /10,他们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人口总财富——这不公平。20名富豪的财富,超过了全国一半人口的总财富,这也不是公平”“贪婪、无情、无法无天的华尔街主宰着美国经流”“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与高昂的学贷作斗争”“900万美国人没有医保……去年,全国三大药企巨头的利润总共是450亿美元。”[4]这些现象,客观地反映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状,即寡头政治——资本家阶级掌控美国的经济,继而操控政治选票: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富人占据着美国绝大多数的财富和资源:受金融资本的奴役,美国民众生活困难,肩负着沉重的银行借贷:受医药资本的控制,美国民众遭受着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归纳而言,美国的诸多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国际金融危机源头却经济复苏乏力。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灾难。从根本上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这场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推行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减少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放松金融监管,倡导金融创新,使得虚拟资本大幅膨胀起来,泡沫最终在2008年破裂,出现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时隔七年之久,美国经济复苏仍然乏力。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见表1),2008-2014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 13%。除去2008年和2009年两个年份的负增长,2010-2014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也仅为2. 2 %。因此,这次美国经济复苏是二战后最疲软的一次,低于以往年均2. 8%的上升速度,也低于1991年至2001年经济上行期3. 6%增长率的纪录。虽然美联储在2015年12月启动了近十年来首次加息,正式确认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经济并未完全恢复危机前的全部动能,贫富差距扩大、劳动参与率持续低迷、消费动力减弱等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都制约着美国经济发展的后劲。这是美国150年来最长的一轮复苏,节奏十分缓慢。利率低、工资增长缓慢、储蓄及开支的增加都在延长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的时间。

  第二,金融垄断的畸形发展导致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相脱离,虚拟经济膨胀。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6],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7]。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为“金融君主国”[8]。而现代的新帝国主义不仅是“金融帝国”,在由美国独家用金融业垄断的世界,这个帝国既是全球性的又是超级的。美国金融资本的特殊性在于国际超级金融垄断,美元充当世界货币,进而垄断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资本影响控制政府,政府保护和支持金融资本,操纵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通过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促使生产过剩在金融扩张以及经济泡沫化中得以虚假的解决,从而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过剩危机在金融泡沫的冲击下变得愈加严重了。在美国的GDP构成中,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在不断下降,1950年为61. 78%,到2007年为33. 99%,下降了27. 79个百分点,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 7%,下降了15. 3 %:而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 37%上升为20. 67 %,占到1/5(其虚假的面额要大十几倍)。[9]并且,美国还在利用自身的金融霸权优势,继续疯狂地发展虚拟经济。据统计,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所占比重从1950年的11%上升为现在的88%: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70 %:金融衍生品总量在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十年中增长了9倍,而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到1倍。在过去七年奥巴马执政期内,大资本通过金融危机后的政府救市、量化宽松、自由贸易和对外战争等措施攫取了更高比例的社会财富,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有了绝大多数的社会新增收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必定造成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就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美国大资本家却进一步利用金融危机的便利大发其财,这样的做法加剧了美国国内矛盾,使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第三,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中产阶级逐步萎缩。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天然地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得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会对生产关系进行一系列调整,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不可避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不平等”主要来自资本持有者和劳动者获取收入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基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平等而产生的。皮凯蒂通过数据发现,如果资本年回报率平均维持在4 %—5%的水平,而经济年增长率维持在1%—2%的水平,那么,100年后拥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将是起初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仅为100年前的8倍。[10]美国是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同时其不平等程度也最显著。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中产收入家庭所占的比例已不到一半,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之中。根据该中心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 S. Census Bureau)和美联储的数据所作的最新研究报告,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比例已经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6年的49. 4%。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从25%增加到29 %,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从14%增加到21%,也就是说美国家庭的结构正在从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球状”逐渐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变化。[11]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剧,根源在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美国也采取了一些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也就不可能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的发展趋势。

  第四,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导致年轻一代对民主失去兴趣。至2016年1月,民主党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募款已超过1.1亿美元,而她定下的目标是25亿美元。她的党内主要对手桑德斯也实力不俗,已募得7000多万美元。此外,共和党热门竞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自有100多亿美元的资产,再加上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正跃跃欲试独立参选,后者考虑从他超过350亿美元的净资产中先掏出10亿美元试水大选。由此看来,美国大选越来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政治募捐大比拼也成为大选的固定风景。这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也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逐渐看清这一本质。2015年7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了针对2014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公民投票情况的调查结果,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学者对此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此次选举中,18—29岁美国民众的投票注册率为47.9%,实际投票率为19.9%,这些数据均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值。该校学者凯·川岛—金斯博格(Kei Kawashima—Ginsberg)告诉媒体,在西方国家,美国年轻人的投票率排名很靠后。民调显示,只有少数美国年轻人真的相信投票和选举是改变美国社会的有效方式:尽管政客们花了大力气来动员年轻人投票,但年轻人投票率仍显著低于年长人群。年轻人投票不积极可能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该群体正在进一步疏远美国政治这一趋势的表现—调研数据显示,美国年轻人参加工会、政党、社区协会、教会等组织的比例也在降低。[12]美国年轻人对政治淡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自身处境和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失望,这也是美国虚伪的民主制度造成的恶果。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他们所说的自由,只是资本家阶级所享有的自由,他们掌握着全国绝大多数的财富和资源,不断地放纵自己的贪婪欲望:他们所说的民主,只是资本家阶级所操控的游戏,他们为政治选举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把控统治者的人选:他们所说的平等,只是资本家阶级欺骗民众的谎言,他们通过对权利虚置的假设,保持着对劳苦大众的绝对不平等。

  桑德斯在这次美国大选的初选中受到吹捧,一定程度上源于其政见迎合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反映了一些普通选民的呼声,也从侧面映射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困境。经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越来越多主流经济学者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等,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都是制度本身造成的。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学者根据切身体会,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面临的制度性危机。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矛盾,而这些矛盾最终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扩张的金融部门通过刺激家庭借贷的快速增长,间接地促进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积累,然而,其日益显露出来的投机性特征也使它日渐脆弱。当今美国的金融部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危机也渗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3]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分析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的七大问题:一是惊人的贫富差距;二是持续增长的失业;三是在职人员劳动的强化;四是与财富的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的增加;五是经济的不稳定,集中表现为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联的泡沫和衰退;六是民主的退化;七是自然环境的恶化。[14]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等,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交叉并存,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这些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性危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会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调整甚至是重大的调整,但其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三、

  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进入复兴阶段

  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初选中,几大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支持率直追甚至领先于民主党大佬希拉里。正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桑德斯高调宣扬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使美国刮起一阵“社会主义”旋风,也带动了社会各界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正如前文所说,桑德斯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及其政见,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即便如此,桑德斯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复兴阶段。

  从理论研究上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过三个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垄断资本学派、本原马克思主义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学派、多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六大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探索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基本特征是时代背景具有复杂性、思想渊源具有多元性、立论基础具有一元性、基本方法具有集成性、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15]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所反映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引起了美国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展现社会主义前景的探讨。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绝不会自行灭亡,而是一个必须努力推动的过程。资本的积累绝不会停止,而是一个必须被阻止的过程。资本家阶级绝不会自愿地交出权力,而是一个必须被剥夺的阶级。哈维提出了如何剥夺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纲领,即全面改造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而且需要一种新的共产主义。[16]大卫·科茨指出,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从20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努力中吸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它就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完成大约150多年前首次提出来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7]马歇尔·伯曼(Marshall German)认为《共产党宣言》不仅称赞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创造力,而且高度赞赏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的形成,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残暴行径进行了最犀利的控诉,凸显了知识分子阶层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最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发展模式是“自由发展”。[1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了左翼争取光明未来的五个策略:一是整个世界的人参与严肃理智的讨论;二是坚持抵制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代之以最大限度的去商品化的目标;三是努力创造地方和区域的自给自足,尤其是在食品和住房这类基本的生活要素方面的自给自足;四是必须争取立即结束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基于任何理由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五是赞同地方自治,积极寻求结束性别、种族、民族、宗教、性行为等主要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19]这些观点可以归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因为这些学派直接继承了“老左派”的思想传统,尖锐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甚至还抨击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极力主张改造现行制度甚至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学术组织上看,当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有高等院校作为支撑,也有一些学术机构和宣传媒介作为中介,还有学术论坛作为活动场所,使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步走上“复兴”道路。在高等院校中,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新学院(New School)、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和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重地,培养了大批的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学术团体中,最著名的是成立于1968年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其章程明确提出:支持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政府调控经济来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猛烈的批判,并力求提供替代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指向社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宣传媒介中,著名左翼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等学术杂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学术论坛中,当前美国最著名的相关学术会议是一年一度在纽约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全球左翼论坛的前身可追溯到由美国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办的、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主要致力于为西方左翼学者(他们通常被称为新左派,以区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左派)构建一个跨国交流的学术平台。[20]总体上看,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利用高校、学术组织、宣传媒介和学术论坛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及应对策略讨论、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的探讨,不断地促进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政治觉醒,并对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抗议活动进行声援。

  从社会运动上看,在 2011年9月11日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纽约群众走上街头高呼“控制华尔街”、“起诉华尔街”、“大富翁,你们的末日到了”等口号,接着示威活动向美国各地蔓延“占领芝加哥”、“占领旧金山”、“占领西雅图”等行动一个接着一个,并迅速蔓延到1000多个大中小城市,波及几百所大学,矛头直接对准金融寡头和高管阶层,其实质是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反对1%的富人,反对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制度,击中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要害。“占领”运动参与人数之多、占领城市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美国社会运动中是空前和罕见的。“占领”运动在全球产生巨大反响,蔓延到80多个国家和900多个城市。2014年12月4日,美国近200座城市的快餐店员工为要求涨工资及得以自行组织工会而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从东海岸至西海岸,麦当劳、汉堡王、温迪(Wendy’s)等知名快餐连锁店员工均参与示威游行。这些示威者要求每小时15美元(约合人民币92.3元)的最低收入,是当前这些快餐店员工最低时薪7.25美元的两倍。2015年11月10日,全美270多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和活动支持者举行罢工,要求将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这些社会运动是普通群众、工人、教师等社会群体自发开展的,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逐步组织起来对抗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争取自己的权利。

  面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西方国家束手无策,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失去了功效。西方许多人士都在思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并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经过这次危机后,西方各界又“重新发现了马克思”,“马克思又回来了”。德国《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发文指出:“有那么多的思想家,为什么要对马克思感兴趣,是因为他的著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其原因也许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符合现实的。”[21]在这个背景下《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成为畅销书,《资本论》的销量是1990年的100倍。在德国,许多大学通过学习小组、讨论会的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桑德斯在这次美国大选初选中的崛起,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的政治面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今天桑德斯的成功,说明许多美国人已厌倦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和一些所谓的政治改革,他们希望恢复往日先进的制度和美国的平等主义传统。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制度性危机,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复兴阶段,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美国大选的初选中异军突起,许多政治家倾向于左翼政策以恢复“往日先进的制度和美国的平等主义传统”……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社会主义茁壮成长的土壤。因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规律,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并不否认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2]这说明,在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有发展空间时,提出消灭这种生产关系是不现实的;相反,在某种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人为地提出建立这种生产关系也是不切实际的。一般说来,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既由于它是由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决定的,同时又是它的重要体现。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是必然的,但是具体过渡形式和实现方式却是多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必然性,但是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实现社会形态过渡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从过渡的进程来看,有快有慢。从实际状况来看,美国的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力量还相当强大,主导着经济全球化,一时还不可能走向灭亡。对它们的实力,我们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过,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2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会改变。

  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注释

  [1][3][4]朱新伟《桑德斯新罕布尔市州初选胜利演讲全文》,参见观察者网,网址为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6_02_10_350813.shtml

  [2]萧达、崔杰通《桑德斯参加美总统竞选带火“社会主义”争论》,载于2015年10月22日《环球时报》。

  [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6]《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3页。

  [7]《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475页。

  [8]《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06页。

  [9]张新宁《现在世界不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吗?——兼评当前的帝国主义时代过时论》,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4期。

  [10]褚国飞《法国经济学家通过数学论证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载于2014年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11]文小琳《数据显示:美国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呈现萎缩》,参见http://world.people.com.en/n1/2015/122/e 1002—27956088.html。

  [12]王悠然《美学者:美国年轻一代对美式民主失去兴趣》,载于2016年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13][美]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14][美]大卫·施韦卡特、黄瑾《经济危机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对话大卫·施韦卡特》,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15]张新宁《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学派及其观点》,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

  [16]David Harvey, The Enigma了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p. 215—260.

  [17]David M. Kotz,“The Current Financial and EconomicCrisis and the Prospects for a New SocialistMovement”,i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Volume 1,Issue 3,September 2011,pp. 257—266.

  [18][美]马歇尔·伯曼《马克思将是华尔街“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新版<共产党宣言>序言》,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19]Immanuel Wallerstein,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World—System:Where Do We Go from Here?”,in Monthly Review, Vol. 62,Issue 10, pp.31—39.

  [20]张新宁《从纽约左翼论坛看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新动向》,载于《海派经济学》2013年第2期。

  [21]转引自黄发红《访问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载于2013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23]《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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