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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2014-12-09  作者:  来源: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是斯大林于1912年底—1913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5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论文于1914年由波涛出版社(彼得堡)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按照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把它列为禁书。1920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重印这一著作,把它编入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集》(图拉国家出版社版)。1934年,这篇文章编入了斯大林的论文演说选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这篇著作问世后,列宁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中,列宁在谈到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到显着地位的原因时写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于这种情况和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最近已经作了阐明(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论文)。”(《列宁全集》第19卷第542页)在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列宁说:“当然我们绝对反对。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丝毫也不放弃反对崩得混蛋们的原则立场。”(《列宁全集》第35卷第73页)。


  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5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着。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结合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
  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在这方面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各种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民族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提供了新的广阔场所。
  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由于边疆地区“爱好自由”而对它进行报复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击浪潮,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注:锡安主义 即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它主张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民族,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号召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曾以它作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锡安主义以此得名。在俄国,锡安主义为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落后的犹太工人所拥护。1904年成立的俄国锡安主义社会工党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它鼓吹同犹太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各民族的工人中间散布敌对情绪,妄图使犹太工人同俄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锡安主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的大伊斯兰主义(注: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它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十九世纪末,这种思想在东方各国的剥削阶级中间广泛传播。土耳其曾利用这种思想企图达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从于土耳其苏丹这个“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的目的。列宁说,大伊斯兰主义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的一个派别(《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5页)。),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完成这个任务。崩得(注: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崩得成立于1897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以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共(布)。)从前强调共同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犹太语”当作自己竞选运动的战斗性条文(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作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至于婉转地肯定民族主义动摇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注:取消派代表会议(八月代表会议)是1912年8月12—20日(公历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组织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的“中央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和地方党的组织毫无联系。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作了修改,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就更不用说了(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
  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
  显然,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不管这种迷雾来自何方。

一 民族


  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前时期(注:指格鲁吉亚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以前的时期。格鲁吉亚各地废除农奴制的时间不一致:梯弗利斯省在1864年,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在1865年,明格列里亚和列奇胡姆县在1866年,阿布哈兹在1870年,斯瓦涅季亚在1871年。)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才作为民族出现,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
  其它一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它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它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鲁•施普林格,特别是奥•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施普林格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注:见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1909年公益出版社版第43页。)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却更进一步。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2页。)
  那么,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
  “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条件”决定的。◎第65页◎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民族的最“完备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39页。)
  总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吉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熏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么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而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是个统一的民族。
  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注:唯灵论者是信奉精神统治自然界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的人。唯灵论者承认灵魂、精神是唯一的实体,而把肉体看作是灵魂的产物。)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在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利坚还叫作“新英格兰”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毕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格兰”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环境即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种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间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象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它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民族学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而使他们受其它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而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不以此为限。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三○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黑体是我们用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二 民族运动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
  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
  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
  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
  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
  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
  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
  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
  资产阶级是主角。
  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
  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注:只捉不放 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
  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
  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
  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
  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
  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
  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第33页)
  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它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
  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
  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它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
  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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