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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2014-12-09  作者:  来源: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卡尔·马克思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注:黑格尔。——编者注]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可是从1833年起,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输入的英国棉织品数量很小,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自1833年起,当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项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起这项输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例如,185315日皇帝[注:咸丰。——编者注]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一,第十一页。——编者注]

  记得在1848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我们时常提起读者注意不列颠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当时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末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是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326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便超过了300万英镑。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1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已超过6000万磅。

  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增加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加到了1852年的出口量上;另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不列颠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现存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市场。可是讲到以后的茶叶收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恐慌达到了极点。黄金价格上涨25%,而且人们还加紧收进,贮藏起来。白银奇缺,甚至不列颠轮船向中国缴纳关税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作担保,说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保证的有价证券,便缴纳这笔关税。从商业急需的角度来看,金银的缺乏是最不利的条件之一,因为金银恐慌恰恰是发生在急需它们的时候。茶丝收购商没有金银便不能到中国内地去采购,因为要采购就要预付大量现洋,以便使生产者能够完成自己的生产……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家不讲别的问题,只是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因而一切事务都陷于停顿……要是不采取措施在四五月间把茶叶收集起来,那末,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毁掉。”

 

  当然,停泊在中国领水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哪一支都不能保证收集茶叶所需的资金,但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轻易地引起乱子,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事务联系。由此看来,要完成目前这一季的茶叶收集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生意已经开始了,——而要完成下一季的茶叶收集,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一定会产生巨额赤字。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现有的全部货物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各国的居民在担心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丝和茶贮存起来,非现洋不卖。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最主要市场之一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这个一向以乐观面目出现,用咒语驱走一切足以使重商社会人心不定的东西的杂志,也不得不说出以下的话:

 

  “我们不应当自欺,以为我们可以在中国为自己的出口货找到以前那样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要量要减少。”

 

不应当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不好。《经济学家》杂志说:

 

  “在英国南部,不仅有许多田地的庄稼种不上去,以致最后想种什么都来不及,而且有许多已经播种的田地看来也将是满地杂草,或者是根本不适于庄稼生长。麦田的土壤阴湿贫瘠,显然预示着歉收。现在,播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错过了,种上的很少;翻耕土地种植饲用芜菁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来栽植这个主要的作物……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的燕麦种的不够,晚播的燕麦又很难有好收成……许多地方种畜大量死亡。”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整整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作物也跟着涨价。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列颠的工商业又已经经历了通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这些往外输出“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是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行商进行交易;政府特许这些行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用这种方法阻止其余的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商业的停滞时期。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愿戒吸鸦片大概同德国人不愿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了。

  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以致拔剑弩张,非诉诸武力不可。在欧洲各国首都,现在每天传来的消息全是关于大战爆发的传闻,过一天又换一套,说和平可以保障一星期之久,或大约一星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界上空的乌云怎样浓重,无论某个国家的某个狂热家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一旦空气中散发出经济繁荣的气息,国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的数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党都正在完全腐烂下去,法国的全部国家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进行投机活动的交易所康采恩,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积聚得到处皆是的不公平现象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将会怎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卡尔·马克思写于1853520

作为社论载于18536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

原文是英文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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