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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斗争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彪炳千秋

2015-06-23  作者:辽宁王忠新  来源:原创  

                                                                                       应还历史一个公正 应还毛泽东一个公道

“反右”斗争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彪炳千秋

 

“反右”,一直是改开以来公知精英和权贵恶棍们攻击毛泽东的一个重点,并用种种“妖魔化”的文章,将“反右”描绘的十分荒诞不经,把毛泽东丑化的冷酷无情。可“右派”真是什么好东西吗?巩固新生政权不需要“反右”吗?颠倒“反右”斗争不是历史的反动?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现在人民需要把公知精英们颠倒的“反右”历史,“再颠倒过来”!

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历来极为重视

毛泽东不是草莽匹夫,他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这样一位经天纬地的高人,这样一位远见卓识的哲人,如何不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他对知识分子不仅重视,还历来非常重视,尤其,新中国刚一建国,百废待举,亟需建设人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更格外重视。

1、毛泽东历来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早在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题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指出:“因为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应该的。”1942年5月2日,毛泽东还亲自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木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1949年3月2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特别指出:“ 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2、中共留用大批旧政权里的知识分子。 刚一进城,共产党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亟需大批知识分子,为此, 大量留用了旧政权的人,就是对地主富农,土改法都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后就摘帽子。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给地主、富农摘帽了。城市里面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量非常大。包括旧政权里的官员,大批警察,一部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出身“地、富、反、资”的知识分子,不仅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还担任一些官职。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 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上过高中的就叫知识分子,只有384万人可被定义为知识分子。

3、共产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统称民主党派的八个政党,几乎全是各方面知识分子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外加一个工商联。从解放到“反右”,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新政权里,名副其实的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作用。即便在反右即将发生前的5月下旬,毛泽东谈到复查肃反中一些案件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可见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非常好。

4、中央召开高规格的全国知识分子座谈会。1955年11月,毛泽东提出筹备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全国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作报告,毛泽东参加闭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出席会议1279人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员负责人,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等。周恩来在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毛泽东在闭幕大会的讲话指出,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编制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若干方面的具体计划。中共中央召开

如此隆重会议,专题研究知识分子问题,这说明“求贤若渴”,也要求全党都要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根据会议建议。

由此可见,公知精英们和党内走资派污蔑毛泽东的“反右”,是蓄谋已久的打击知识分子,这既不符合中共的利益,也不符合建国的需要,还不符合当时的史实,更与毛泽东的胸怀、性格和高瞻远瞩的眼光绝对不相符合!

二、如何又形成了“反右”风暴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知识分子座谈会后,全党形成了对知识分子高度重视氛围,知识分子也春风得意,一切都顺风顺水,鸟语花香,如何陡生波澜,形成了“反右”飓风?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有其不可抗拒的运行规律。

1、“大鸣大放”意外引来“右派”猖狂进攻。建国后,毛泽东为保持中共的“金刚之身”不坏,1956年搞大鸣大放,开门“整风”,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可万万没想到,放出来铺天盖地的言论(看那时的报纸就知),大都是恶意攻击共产党。马克斯.韦伯有个“社会排斥”理论,一个社会集团排斥另一个社会集团,都有“排斥标准”。“右派”排斥工农干部的标准就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不了内行”。更明确要求:“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等等。集中到一点,就是“轮流坐桩”。那架势,绝对是“英雄豪迈”,“乌云压城”,猖狂一时!

2、“右派”的进攻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此一来,就不是开门整风,而是共产党要不要交出政权的问题了,这就形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为什么说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因构成“右派”的三部分:一部分是资本家。虽经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共产党按资本家财产拿总量,不管亏损与否,给十二年5%年息。并保留这些资本家以前在公司的地位、工资(都比共产党干部高);一部分是“富二代”。1957年以前上大学、高中的,基本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政府官员的子弟;一部分是旧政权大量留用人员,包括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等。这三部分借“大鸣大放”抨击共产党,还要求“轮流坐庄”,这不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些“右派”的骨干分子,又都在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之中。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人,都是民主党派的领导。

3、“右派”的猖狂进攻令人神共怒。“右派”如此无所顾忌的猖狂进攻,激化了社会矛盾。首先,工农干部愤怒了。我们拿几千万人的命,刚打下的天下,你们就要把工农干部赶下来,就要回到旧秩序,就要轮流坐桩?其次,工农群众愤怒了。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回忆录中写道:“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再有,市民愤怒了。对大多数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攻击党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向党夺权。

4、毛泽东认识到问题严重决定“反右”。当时的群众和工农干部面对“右派”的进攻,非常不满意党和政府的软弱,他们要求反击的呼声非常高?对此,邓力群曾讲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这时一些地方又发生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加之,国际上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还发表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些情况通过简报和内参,从底层送到上层,促使毛泽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突然发现这些人靠不住,他们还想变天,才决定开始“反右”。著名学者王绍光认为: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从大鸣大放转到反右。这时(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毛泽东开始搞“阳谋”,开始“引蛇出洞”了。“党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是‘阳谋’”。

“右派”的进攻,造成党内“整风”的方向被扭转。也造成1957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开始强调“阶级成分”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等,都在此时产生。

三、 “反右”斗争的历史功绩任谁都抹杀不了

反右,好像突如其来,但已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历史逻辑了。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1、匿名攻击卢郁文成“反右”重要转折点。5月25日,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发表了“五点意见”: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国务院开会应事先有准备好的文件,以免争吵不决;三是说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融洽,中间没有沟墙;四是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

因卢郁文的发言与“右派”不同调,有人匿名来信恐吓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人民不会饶恕你等等。这样理性的发言,竟遭如此攻击,难不成只能说攻击共产党的言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文中质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社论鼓舞了工人、农民、干部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反右”拉开了序幕。

2、毛主席领导对反右斗争十分强调政策。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斯大林一九三六年颁布苏联第一部宪法,宣布没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了,却很快就发生了叛国案等,斯大林搞了扩大化肃反。毛主席发动“反右”,汲取苏联肃反的教训,十分注意政策。

一个不杀。仅一个不杀这一条,就保下所有“右派”的性命。人杀了,尽管可以恢复名誉,却不可能再活过来,后果是严重的。到“右派”全部平反时,甚至连一个都没饿死。

区别对待。出台六条划分右派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反对党的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即使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间派,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属于中间派,同他们的矛盾,用整风的方法解决。

数字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四千人,后来扩大到八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后控制在十万人。

给“出路”。对少数的右派,给他们饭碗,不剥夺选举权;对划成右派表现好的,可摘掉右派的帽子。

3、反右运动扩大化书记处责无旁贷!但不可否认,“右派”实际划分了55万。对此,邓力群认为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一些给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提了批评意见的人,被错划成“右派”。可“反右”扩大化,正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4、“反右”斗争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虽然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完美的,但“反右”犯了扩大化,还是令人痛心的。可即使如此,“反右”的历史功绩绝不能动摇。首先,“反右”巩固了新生政权;其次,“反右”打破了“和平演变”;再有,“反右”丰富了继续革命理论;另外,“反右”注重了对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还有,“反右”分清了大是大非;尤其,“反右”巩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强化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反右”这是一次充满光辉的马列主义原则,也是一次成功的反复辟实践,还是对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探索。而且,它对改革开放,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有重大现实主义!

四、 “一窝蜂”的平反“右派”造成四大恶果

对“反右”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毛泽东时代就已开始纠正,并不断给“右派”不断摘帽。但改开以来“一窝蜂”的否定反右斗争,“一刀切”的给“右派”平反,这造成四大恶果出现。

1、 “一刀切”的平反“右派”有三大内伤。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狠抓“反右”冤案大平反。1978年春,中共中央把《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认为:错多少,改多少。胡耀邦坚持全部平反,并以五大部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到年底,就全部平反完毕。

改开提出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就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经30多年的实践,用这个“唯一标准”来检验,当年这个全部平反右派,至少有三大硬伤:一是不加区别的“一刀切”平反,不符合划分右派的实际;二是片面讲右派多可怜,多委屈,多无辜,对其向党猖狂进攻只字不提;三是对“反右”斗争的历史地位没有肯定。

 2、“一刀切”的平反显现出四大恶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随着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当年,“一刀切”平反“右派”的“三大内伤”,不断化脓溃烂,显现四大恶果。

恶果之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反右”错了,那当年右派的言论就没错,按这个逻辑,随着“右派”全部平反,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开始泛滥。当年的一些大右派,又成了否定共产党、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急先锋。茅于轼公然讲:“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茅于轼成了自由化的头面领军人物,除了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在正式场合说,什么讲宪政,讲私有财产,讲普世价值,哪句话没说? 对此,邓小平会见穆加贝时明确讲:“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恶果之二: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疯狂上演。“反右”被歪曲污蔑的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充满了悲情、充满了血腥,清算“反右”就理所当然。什么“反右”是“焚书坑儒”,是“文字狱”再演,是自成一类的野蛮“思想整肃”,是人类历史的“邪恶”。“反右”是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和阴谋,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惩罚)的结合,是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民众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权利。而所有这些言论,比当年“右派”相当进攻还疯狂。这是在全面的控诉共产党的罪恶,更是全面控诉毛泽东的罪行。不仅如此,伴随对“反右”的全面否定,对土改的否定,对大跃进的否定,对文革的否定,甚至对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就全面展开,历史虚无主义的“闹剧”,就全面和连续上演。

恶果之三:公知精英全面剥夺了工农的话语权。平反右派后,国家特别关心公知精英的参政议政,从整个公知精英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左右着整个中国的进程。仅就具体经济政策来说,人民币应不应该浮动?外资应不应该全面进来?老百姓的“四大福利”该不该取消?独立自主还需不需要坚持等等,只有公知精英们鼓噪,听不见百姓发声。与当年“反右”一个很大的同,就是这些公知精英们都参加了共产党,还成了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团,什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进谏。

这些公知精英,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只相信自己。不仅不关心工农的基本权益,还抢夺工农话语权,更剥夺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权。现在各级人大和政协,几乎就是精英俱乐部。上世纪80年代初,人大里6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不到5%左右,可他们占人口的比重是95%以上。

恶果之四:公知精英的坏主意造成问题成灾。随着平反“右派”,姓“社”姓“资”已不是问题了(可这是搞社会主义第一重要的问题)。改开的中国,无论在中共的党内,还是在整个社会,都放弃了对是非的分辨,都放弃了思想战线的斗争。在思想解放的旗号下,一任公知精英出坏主意(没一个有利工农的好主意),经30多年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高增长率,这些坏主意带来一系列“逆天”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登峰造极的腐败,让人民群众与中共离心离德等等。

总之,改开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不分清“反右”斗争的是非,“一刀切”的平反“右派”密切相关。而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潮中,就应重新定位当年的“反右”斗争,还历史一个公正,还毛泽东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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