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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总书记的同事们追忆他60年代经历

2016-05-23  作者:老田  来源:网摘  

 

  【原编者按】本文是老田响应江总书记“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的伟大号召,而特意去找人访问之后写成的。本文考证了江泽民总书记在武汉文革时期的工作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图片来源:thenextweb)

  文革期间江总书记担任一机部武汉锅炉研究所(或称热工研究所)的一把手,这个所由武汉锅炉厂代管。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个厂曾经进驻以李一清(后调任中南局书记)为队长的四清工作队,因为工作队有过许多“左中右排队”和“打击反革命”的成绩,黑材料上牵涉的人数更多,因此这个工厂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是武汉“钢工总”(当时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的支柱力量,当时号称是钢工总的“四大金刚”。

  在文革期间,在武锅搞分类排队和镇压群众的主要是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队,造反派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也由于江总书记并不是主要领导干部,所以并没有成为运动对象。相反,当时群众组织觉得江总书记人缘不错,并没有为难他。1967年11月9日武锅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参与掌权之后,办理专案是需要参加结合的革委会成员进行讨论的,根据当时的一些当事人回忆,他们锅炉厂厂部一级并没有办过江总书记的专案,江总书记说造反派把他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的事情不存在,说自己历史受到造反派清查的事情,大概是江总书记记错了,或者是援引了一个通过伤痕文学制造的集体记忆作为笑话来讲。当时成为专案调查对象的,要么是主要的“走资派”与造反派对立很厉害的人(如陈再道),要么是准备作为主要成员结合进革委会的,或者是有人举报他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否则就不大可能成为专案调查的对象,江总刚刚好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项条件。

  据江总所在的锅炉所造反派一号头头许先生回忆,他自己是没有主持过对江总书记的批斗会的,他说自己当时经常出差,但是也没有听说过专门批斗江的事情;锅炉所后来撤消了,许多人回到了常州,这个所的二号头头姓丁也回常州去了,江总书记与他个人的关系很好,在荣任总书记视察江苏之时,据说还曾经把丁专门找去叙旧,考虑到江总书记与丁的交情,肯定是丁当年也没有过主持批斗江总的旧怨,这样江总本单位的造反派一、二号人物都是没有主持批斗江总的。

  而在武锅厂部层次,考虑到江总书记当时的地位和他比较模糊或者相对缓和的立场,根本不可能把他作为重点运动对象对待,而且就是武锅本厂的主要厂级干部,也都不是造反派选择的运动重点,造反派的眼睛主要是对准工作队和湖北省委、武汉军区。根据江总书记同事们的回忆,专门批斗江总书记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更不用说连续批斗三天乃至发生晕过去的事情。他的同事只记得他曾经作为陪斗人员出席过一场批判会,下来之后还有夫妻俩专门请他吃饺子以示安慰,当时江总是一个人在武汉任职,夫人没有随同。由此可见,江总书记当时就是比较受工人爱戴的。

  至于江总书记说他当时说最害怕毛主席,他的同事们都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了,大家都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当时就连“百万雄师”也一向是宣称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说自己进攻造反派是要打倒牛鬼蛇神对党的进攻。即使在720事件发生时,“百万雄师”也还只是说毛主席受了坏人的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王力、谢富治)到武汉来支持反革命,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与毛主席有距离。另外大家都觉得江总当时态度和立场不是那么很鲜明,两边的人都没有拿矛头对准他。

  不过江总说自己是百万雄师的观点,这倒可能是真的,正是因为如此江总还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带领谢胡视察武锅,有百万雄师的人扬言要向周总理告御状,当时是造反派主持接待工作,认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塌”自己的场子,面子上不好看,因此采取了预防措施,把一些持百万雄师观点的人集中起来学习文件,进行隔离,其中参加学习的就有江总书记。据说江总在荣任总书记之后,还曾经对洋人提到当年被造反派剥夺了见周总理的权利。

  江总书记当年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嗜好游泳,这也没有说谎。在此追加一点武汉人喜爱游泳的政治背景,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长江畅游之后回到北京,报章对此事进行了大力报道,还结合政治运动产生过“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间游泳”的政治比喻。在当年的武汉,游泳尤其受到人们喜爱,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出于毛主席本人的号召,许多年青人把游泳和在政治风浪中间接受考验,看做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追求进步的努力。假如江总爱游泳也是这个原因的话,显然,就与他所表白的“最怕毛主席”有着根本性的不一致,至少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是热爱毛主席、响应领袖号召的表现。大概当时江总刚刚学会不久,有一次在东湖游泳时,犯了急躁冒进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离开湖岸太远,有无法安全回来的危险,当时是一个“钢二司”(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造反派学生,从危急之中拯救了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按:据老田在北京郊区曾经访问过的吕嘉平介绍,他发现江总的个人履历中间存在着“两奸两假”(汉奸家庭出身的汉奸学生、假履历假党员),并多次写文章在网络上发布。这可能带来了一些困扰,江总在湖北代表团的发言说造反派这样一种怀有敌对眼光的力量全面清查过其历史,推测是出于对吕嘉平网络言论的回应。另外,曾经有马屁精拍了《金陵子潮》电视剧,说江总在汪伪时期金陵大学紧跟中共地下党领导过学生运动,老新四军战士、老地下党员古正华同志认为这样的编造是完全不靠谱的,他回忆说:抗战期间中共城市工作的方针,早已经抛弃1930年代早期那种一定要搞公开的飞行集会的模式,改为秘密发展进步力量并保存实力的方针。当然编造这样的假历史责任应该由马屁精编导人员自己负责,不能够怪在江总头上。同时,共产党对汪伪政权辖区的大学生,也不是如国民党那样一概视为汉奸学生的。前空军司令员马宁老同志,也不同意吕嘉平说江总是汉奸家庭出身的说法,他认为江总的生父级别较低,不能够称为汉奸,最多只能够算是“伪职员”。政府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同志们,多次上门教育吕嘉平网友,但是没有取得好的效果,因此,政府不止一次给吕嘉平老两口买会湖南邵阳老家的火车票,数次派人护送他回老家。】

  附录一:江泽民回忆文革(在人大湖北代表团的讲话)

  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席十二日在北京两会期间爆料,透露自己迄今唯一一次晕倒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因脱口说了一句“最怕毛主席”,被造反派批斗了三天的经历。

  文汇报十三日报导说,江泽民十二日在对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完讲话后,看了看放在桌上的手表,说:“现在快11点30分了,我的讲话用了7分钟。我今天不耽误大家的吃饭时间,接下来跟你们讲一点我在湖北工作时的花絮。”此时的江泽民显得轻松而兴奋。

  “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被批斗了三天,在高温下晕了过去,被人们用‘十滴水’(注:一种解暑药)抢救过来。”

  “我这辈子就在武汉晕过这一次。文革时我是赞成百万雄师(注:当时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的观点的,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也许正是这样,我才当上了总书记。我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文革这段历史。”

  江泽民还透露,“在武汉时,每天傍晚5点多至6、7点,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东湖就在武汉大学的边上,让我记忆犹新,我对东湖有很深的感情。”

  说到这儿,江泽民想了想,“还有什么花絮来着?”说着,他拿出带来的小本,翻了翻,“对,对,还有武汉的豆皮!”看来,江泽民对湖北的确是充满感情,小本子上写了不少。

  “另外,我还喜欢去武昌洪山宝通寺吃素面,喝二西黄鹤楼白酒。我尤其喜欢武汉的豆皮,特别好吃,那可真是叫香!”被江泽民所感染,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附录二:江泽民传在武汉工作期间的相关章节内容

  摘自: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人帮”尚未形成)对毛言耸听地说,“你的命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苏联赫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觉得好笑,但江努力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这,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这个灾难性的时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们忘不掉那些痛苦。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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