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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被胡耀邦等人否定的经过

2014-07-26  作者:  来源:史海钩沉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种社会制度,总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无非是试图按毛泽东的教导,用革命精神和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好的中国人就不会忘记他。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与胡耀邦主张的路线多次发生冲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次会上陈永贵又与胡耀邦的见解发生了冲突。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陈永贵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这次会,也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他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不服输。他说,我们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宠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
    1979年3月19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级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示《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见报,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那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会知道: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等等。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是一位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呵呵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中国实行农材改革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他时总忘不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10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的报道就说陈永贵拥护大包干。其实陈永贵是在有意把话岔开。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话,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赞颂过“四大”,可是他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虽然陈永贵表面上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他认为大包干是行小惠,言不及义。1982年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曾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不适合搞包产到户。”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他直到临终也没有认输。农业部部长何康有一次去看陈永贵,说起大包干使粮食增产,陈永贵道:“用我那办法也照样增产。”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贯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5天后,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池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 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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