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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晚年之路——“永不翻案”

2014-12-13  作者:水陆洲  来源: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标志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开。但在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八月五日,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尖锐地批评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对邓小平的这个检讨应该如何评价?是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悔改,还是“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的策略?

  经过大约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对邓小平的这个检讨和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悔改,还是过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随后,全党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相信邓小平是真诚的悔改。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是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但是,经过反复酝酿,最后,在领导层中还是统一了认识。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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