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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2015-05-23  作者:  来源: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为蓝本增订而成的。《文集》共收入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所写的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著和材料(包括土地法)十七篇。这些珍贵文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和社会调查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
   
  社会调查不是始自无产阶级,而是始于近代资产阶级。在社会调查史上,法国人李柏烈(一八○六——一八八二)被公认是社会调查的鼻祖,其《欧洲的劳工》则被视为社会调查的第一部巨著;稍后,英国人布思(一八四○——一九一六)又被公认是社会调查的奠基者,而他的十七卷本(另地图一卷)《伦敦人民之生活与劳动》则更被奉为社会调查的圭臬;有的学者还把布思、罗屈、鲍莱誉为“英国社会调查的三大元勋”,认为“他们的成就影响于他人甚大”。(《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十二号)事实确是如此,美国社会调查的兴起就是直接受到英国社会调查的影响的。例如二十世纪初匹兹堡调查、春田调查就是仿照布思伦敦调查的典型。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调查资料素来是吸收利用,为自己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服务。但是,建筑在辩证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社会调查思想却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大纲,提供了关于工人阶级社会经济状况的真实观念的统计材料;在一八八○年,马克思还亲自写过一张由四个部分一百个问题组成的工人调查表,列出了全面调查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纲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曾对英、法、德各国的工业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对此,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57页),并把它称为“社会现象研究中的严峻客观态度的出色的模范之一”。(《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第5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宁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屡次强调社会调查研究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迫切性:“调查工作对工农政府来说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调查资料将成为苏维埃建设的基础。”(《伊尔库茨克省统计局资料》第九分册第5页,一九二二年版)在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列宁还写了诸如《统计学和社会学》等著作,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进行了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调查,既为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例如农民问题的理论,土地革命的理论,根据地建设的理论),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找到可靠的经验事实作为依据;另方面在调查研究中通过理论的总结和概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这些,在《文集》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第一,《文集》阐明了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早在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就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口号和论断,还精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强调了向社会作实际调查的极端重要性。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第13页)他不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而且坚持“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公式,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完成这个认识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九四一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回顾自己的调查研究工作时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第22—23页)毛泽东同志的回顾说明了认识世界首先必须把认识立足于对实际调查的基础之上,也说明了“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21页)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调查时,是从革命斗争即客观实际的发展中提出调查目的的。而在三十年代,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曾在“到民间去”的口号下作过许多社会调查,但那些“结论先于调查”和“为宣传”而作的调查报告(《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九卷)和毛泽东同志为着在中国革命中“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作的调查报告则大相径庭,不能等量齐观。
  第二,《文集》中的调查报告运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毛泽东同志针对有人认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心理或地理的原因,他在《寻乌调查》中通过关于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的具体调查得出了经济才是造成农民地方主义的原因;在分析寻乌的文化状况时,着重指出经济因素是决定文化程度高低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指出:“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的地理因素造成寻乌南部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第160页);在剖析小地主阶级接受革命文化、革命要求与活动的迫切与猛进的原因时指出:“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第128页);通过土地斗争中婚姻状况变迁的调查从而说明苏区“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第181页)
  第三,“解剖麻雀”的调查方法即典型调查方法在《文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毛泽东同志说:“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第27页)兴国调查主要是做了该县永丰区的调查,因为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明了这一个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情况也都相差不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所做的规模最大的寻乌调查,也采取这种调查方法,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第42页)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诉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做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拚着精力,了解一处地方(一个农村,或一个城市)或一个问题(粮食问题、或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这种选择富有代表性的个别问题、个别地区进行调查,加以比较,推及一般的典型调查方法,也曾为列宁所倡导。当然,今天看来,单纯依靠典型调查是不够完善的,还要与普遍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但典型调查方法的有待完善,并不能说明它已经过时。
  第四,《文集》中有的是从事物的个别方面、个别阶段的经验事实进行单独的考察然后再复归于整体,更多的则是以经验事实作为出发点通观过程的整体,说明问题,找出规律。前者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分别从支出(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种子、肥料、牛力、农具消耗、杂用)和收入(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或挑脚、工食省余)进行一一考察,然后从整体上说明收支相抵不足的六条具体原因从而得出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的正确结论。(第33页)后者如《寻乌调查》从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具体包括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项目)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调查研究。从经验事实到理论概括,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调查中一贯遵循的原则。这种从搜集丰富的合乎实际的材料开始,然后根据这样的材料得出正确的概念和判断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从现实本身去演绎现实”的观点的具体运用。列宁亦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凡是经验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系统化的。……我们的知识完全是按照它们的本来样子系统化起来的,而现存的东西的关系是和现存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价值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517页)毛泽东同志结合具体的社会调查指出:“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183页)这就是说,调查研究既要根据大量的材料引出规律指导一般,又要反对从概念出发的主观主义方法。
  第五,毛泽东同志结合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对社会调查中的定量分析进行了理论概括。他说:“胸中有‘数’。这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又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43页)在兴国调查中获得了关于旧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即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贫农中农,仅占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对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商人、游民等各阶级的划分,也都是基于一个数量的界限之上的。总之,毛泽东同志从一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的生产方式中,找出社会现象的规模和数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这种定量分析,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还是比较简单和粗略的,但它和资产阶级学者“使数字适合于某种偏见”(《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272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二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农村调查》经他亲自编辑重新出版,与此同时,还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三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又做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再一次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严厉批评了当时许多到延安报告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四)第2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了贯彻这个决定,各解放区相继成立调查研究局。柴树藩等同志回忆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研究局,下设两个研究室,一个是对西北局工作范围内的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等情况作调查研究,叫做“友区研究室”;一个是对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情况作调查研究的,叫做“边区问题研究室”,“调查的材料,或者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或者印成书籍。”(见《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的《重印说明》,人民出版社版)
  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进行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调查研究,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该文以陕北地区农业为例来说明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的道理。他说:“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不但在大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9页,解放社一九四四年订正再版)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就必须把调查研究与贯彻群众路线紧密结合。他曾高度赞扬了延安县的同志们在这方面作得好:“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
  四十年代解放区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是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思想的伟大实践,它不仅卓有成效地促进了整风运动的向前发展,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帮助那些只具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经验的干部,使他们通过社会调查有了丰富的感性知识。一九四二年冬张闻天同志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米脂县河岔区的杨家沟,“除调查这个村庄的一般情况外,主要力量集中在一个典型地主的调查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前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四三年张闻天同志写了《出发归来记》一文,生动地记录了他通过社会调查实践以后的思想变化,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社会调查的成果,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其中影响较大的调查报告集,《解放日报》也组织发表了有关探讨社会调查方法的文章,如《农村调查谈》、《农村家庭调查方法琐谈》,等等。(详见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二月一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其主要精神今天依然是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第21页)同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是和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从事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要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真正做到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必须大大加强调查研究。如果我们能坚持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主要精神,又辅之以现代化的统计方法和手段,那么我们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就一定会在祖国的四化建设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0.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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