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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幸福”的北漂生活

2015-12-19  作者:整理  来源:网摘  

“幸福的家庭”与“幸福的写作”

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 庭》写于1924年2月18日。情节大致如下:一个青年作者为了捞几文稿费,向壁虚构,要“硬写”一篇题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他苦思冥想,但家庭生活 的各种噪声,让他心思散乱,最终“硬写”而不能。小说的大意并不复杂,但在叙事的层面上,却包含了一个嵌套性的结构,即小说之中包含了另一篇小说,它的喜 剧性源于两个世界的参照:一个是构思中的幸福家庭,一个是真实的家庭场景,后者不断介入到前者的展开中,不断扰乱甚至消解“幸福”的可能性。

鲁迅“幸福”的北漂生活

具体到1920年代的文学现场,在此类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苦闷的青年作者,他处在幽闭的室内,挣扎于文字之中,想要完成一次创作,而过程充满了焦灼、怀疑和挫败,最终“硬写而不能”,或者结果背离了初衷:

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鲁迅:《诗歌之敌》)。

1925年元月1日,鲁迅要完成《京报·文学周刊》的稿约,上面一段文字生动呈现了“硬写”的现场:在四面墙壁的压迫下,一个作者面对未知的写作,如同面对一场灾难。

五 四之后,新文学依托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一个行业,为不少飘荡的知识青年提供了某种人生的可能。栖身于会馆或公寓之中,通过投稿赚取一些微 薄的收入,对于那个时代文学青年来说,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模式,室内的“硬写”,无疑也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1922年,失业后的许钦文流落到了北京,他 本来喜欢研究数理化,尤其爱好天文,曾想考入北京天文台,但由于学费太贵,无法遂愿。四顾茫然之际,为了救穷,他才在同乡孙伏园的帮助下,开始卖文为生。 据他回忆,1924年初春,“我独自一个人到砖塔胡同去看鲁迅先生”,鲁迅把写好的《幸福的家庭》的原稿拿给“我”看:

照鲁迅先生的说明,是通过假定作这 小说的作者写稿的失败,暴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匪”四起,有“马贼”之类,“要绑票”。所谓幸福的家庭,连地点都假定不好,只好 凭空定在A。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却有一派人妄想不经过革命就组织起幸福的家庭来( 许钦文:《砖塔胡同》)。

无论他的记忆准确与否,许钦文强调的是这篇小说社会批判的价值:“没有适当的环境,是连一篇稿子都写不好的”,要想组织“幸福的家庭”,以至要想成功地写出一篇小说,必须先改造环境,进行社会革命。

1923 年8月2日,鲁迅从八道湾兄弟合居的住所迁居砖塔胡同,邻居俞芳这样描述:“房间很小,白菜,劈柴都堆在书架边,床底下,特别是鲁迅先生自己住的那间,是 卧室、会客室兼吃饭的地方,确实拥挤不堪。院里虽只住我们两家,但我和三妹年幼无知,好玩耍,整天吵吵嚷嚷,搞得整个院子乱哄哄的,很不安静。”(俞芳: 《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完成了《彷徨》中的《孤独者》《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这四篇小说。

 

在鲁迅的笔下,那个青年 作者对“幸福的家庭”的想象,无疑是矫揉造作、十分可笑的:夫妇二人必须自由结合、爱好文艺;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雪白,主妇始终烫发,牙齿也始终雪白; 他们看书要看《理想之良人》,吃饭时要说英文,等等。但在“幸福的家庭”的幻象之外,鲁迅在小说中其实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某种“幸福的”“理想的”写 作,是否真的存在?

在 五四新文学的理念中,“创作”二字有特别的含义,作为一种真纯自我的表现,它不仅应超脱现实的功利,还应是一种自发性、独创性的行为,让作者能够沉浸其 中,体验到创造性的快感。这种意识也可转变为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源泉”说:文学之创造源于真挚感情的表达,那么作为源头活水的内在自我,也应有一种自发 性的特征,它不断汲取各种养料,变得丰富充盈,在创作时就会主动喷涌。在1920年代初,不少批评家在大力鼓吹这种浪漫的创作观念。

然 而,包括《幸福的家庭》在内,1920年代诸多描写作家生活的作品,恰恰不是以重申这种理念,而是暴露其异化过程为主题,“写作”的展开充满了危机与困 窘。高长虹的《创作之前》,描写了这样一位作者:他每当提笔写作,就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他不让写下去似的。……‘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呢?’他疑问起自己 来”(长虹:《创作之前》)。

在沈从文这里,窄小、霉湿的公寓不仅限制了生命的可能,也给一个写作者带来无尽的烦恼。在他最早发表的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中,一开头出现的就是这样的自画像:

阴郁模样的从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用两只瘦而小的手撑住了下巴,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


鲁迅“幸福”的北漂生活

这是一个标准的“室内的作者”的形象,他正要提笔给A先生写一封求助的信,而信的全部也就穿插在作品中,同样构成了一个“嵌套”的叙事结构。类似“硬写”过程的描写,在沈从文北京时期的作品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一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沈从文:《生之记录》)

一切抽象的影子也全是模糊,无一片,无一段,可以寄这无没落的心。把笔提起是无可写的。心是像失去了弹性,弛缓了,依稀见到这一堆散碎了的情绪,散碎到成极细极小的物质,各处飞。(沈从文:《〈老实人〉自序》)

在这一幅幅的自画像中,“阴郁的从文”似乎被囚禁在桌边,写作非但不足以对抗室内的无聊枯寂——那终日纠缠的“老厌物”,反而会进一步映衬出生命沉沦的状态。

沈从文、高长虹关于“硬写”的表现,更多涉及心理、精神的层面,在另一些作者那里,“硬写”的窘境则直接源于经济的压迫。一篇名为《售灵》的习作,描写一个困守北京公寓的大学生,在房租的压力下,他也要尝试卖文,可内心又实在不甘:

可怜我原是为着钱才急的想起来这条路子——卖文章,由于卖文章才联想起创作两个字来,心不但不和,连气也丝毫不平,实在,我自家也相信是不会做好的。……我要高声的叫唤着:出售心灵!出售心灵!(售灵:《售灵》)

“硬 写”的目的,恰恰不是为了“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的“创作”,只是为了“出售”、为了“救穷”。《幸福的家庭》中的“他”,自然非常了解这一点,也坦白 自己的“经验”:“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但作品就须有范围,否则,恐怕要不收的。”

表 面看,这个“他”肯定是鲁迅嘲讽的对象,许钦文却认为:“这个‘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只是为着捞些维持生活的稿费而‘硬写’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一个。”“鲁迅对那青年作者,显然是很同情的。如果以为鲁迅先生把那‘青年作者’当作主要的批判对象,那是很不恰 当的。”

对 于这个问题,鲁迅其实也有过表态,他曾说:“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而随后他又写到:“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 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从后面一句中,能见出鲁迅的宽大,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硬写”反对者,一个教条的 “幸福的写作”(“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的实践者,而是能洞悉人事的曲折,深切体知青年“硬做”的缘由及艰难。那些有关“幸福写作”的摩登想象,在他看 来,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却也是流俗的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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