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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

2014-03-31  作者:  来源: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为新思潮的传播中心。图为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六为陈独秀、左七为梁漱溟,中排左四为冯友兰

  皖人中常有性直脾气大者,安庆、桐城一带尤甚。陈独秀的祖父如此,陈独秀更是如此,粗喉亮嗓,动辄拍桌子、掼茶杯。在党内,陈独秀俨然一家长,故同志皆在背后呼其“老头子”,以示对其以势压人之不满。同时,安徽又多饱学之士,以博闻、国学功底深厚著称。陈独秀祖父如此,父亲、嗣父如此,陈独秀更是如此。陈独秀学识渊博,才气横溢,懂日语、英语、法语等语言,工宋词,擅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亦深。他才思敏捷,立马成文,长于笔战,演说稍逊。他虽多年漂泊他乡,浓重的安庆口音却一直未改。

  陈独秀就是这么一位火气与才气并蓄,因而注定命途多舛之人。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旗帜、先锋,又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连任总书记。因其顽固的个性和惊世骇俗的见解,有时甚至是奇谈怪论,于是也有人称他为“怪杰”。

  陈独秀的一生就像过山车一样,从顶峰到谷底,其中充满了怪异与矛盾:他是晚清秀才,却厌恶八股文,鄙视科举制度;他数度留学日本,逐次学过法律、政治、文学,却未经毕业;他在日本留学,尊崇的却是法国文化,后又以俄为师。他性格鲜明,喜怒于色,绝不屈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与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共的反对派,后来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而中共方面却说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3岁时父亲即殁) 创造了一个个辉煌,最终又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自幼性格倔强,有时却优柔寡断,自认受母亲影响

  陈独秀从小勤学好读,禀赋聪慧。1896年,他17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中第,获秀才第一名。

  陈独秀自幼就有着倔强的性格,与他的祖父有几分相像。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这位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爹爹”。陈独秀在他那没写完的《实庵自传》中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实庵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既真实又中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陈独秀的一贯作风及其原因。但总的来说,直率、暴躁、固执是陈独秀的主要个性,这种个性既使他受益,也使他受害。

  1909年底,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当教员。一天,他在同窗好友刘季平家中见到一幅新挂上去的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为“沈尹默”。陈独秀就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畅有余,深厚不足。”因沈尹默也在学校任教,陈独秀翌日便去拜访。一见面,他就直言不讳:“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季平那里见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素不相识的人,相见便把自己贬一通,太不像话了吧!但沈尹默细细一想,自己的字也确实平常,连忙对陈独秀热情招呼。

  陈独秀的尖锐批评,让在书海里迷茫多年的沈尹默从此发愤,最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陈独秀的直率由此可见一斑。

  几块钱难倒一时豪杰,却不肯拿家里的一文钱

  因为性格倔强,陈独秀一生都没有逃脱艰难困厄。命运好像在故意考验他,他便笑称:“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的一生一直保持着书生气节和风骨。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的一间破旧的楼房,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以至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吧!”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陈走后,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实为其四叔,人称“昔凡公”,是个画家,为陈家第一个中过举人之人,后做官,为知县,因治河有功升至辽阳知州,因无子,陈独秀五岁时就过继给他。他1913年去世,曾置下庞大的家产。陈独秀完全可以继承,但陈独秀却对其嗤之以鼻,从不愿谈起,更不愿沾嗣父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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