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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15-117章

2015-04-26  作者:东方直心  来源:原创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援绥通电,号召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援助绥远运动。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再次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希望蒋介石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2月1日,毛泽东给孙科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先生。”

  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说:

  “敝方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暂借30万元;敝军行动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

  12月2日,张学良飞到洛阳向蒋介石“尸谏”,蒋介石训斥他说:

  “有人在共匪未肃清之前,而高谈与日作战者,皆为国家之叛徒。”

  张学良反驳说:

  “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什么区别?”

  蒋介石蛮横地说: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12月2日,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查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央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

  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唿,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

  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毛泽东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 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毛泽东在保安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贺清华这些随从的警卫员,也跟着旁听。他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他们知道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因为天气太冷,警卫员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的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

  后来终于到了规定的烤火时候,贺清华才为毛泽东又生起了炭火。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毛泽东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煳味,他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煳了。他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贺清华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勐然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他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

  “春秋时期,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间——辙乱旗靡之时。自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还在这篇文章中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和总结。

  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10日,毛泽东致张学良,他在信中写道: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对从洛阳来西安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兵谏。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前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蒋介石到西安后住在临潼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华清池的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到华清池。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在混战中,秘书萧乃华及蒋孝先被打死,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

  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俘的俘,伤的伤,死的死。

  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看见蒋介石所住的3号厅的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

  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蒋介石。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唿喊声惊醒,他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惶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张学良、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新城是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

  与此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

  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

  “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中共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去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周恩来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因彻夜工作,此时刚刚躺下。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电报,迅速浏览一遍,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说: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要求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再打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立即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

  毛泽东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西安,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说: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西安事变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又通报给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此时刘伯承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他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3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了“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西安。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地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依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服从他。”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张冲则建议约请中共在南京的秘密代表潘汉年商量,请求中共方面出面调停。

  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3日这一天,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说:“请先释放介公回京。”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电文中又说,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革军委也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高桂滋是国民党第84师师长,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在写给高桂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党我军“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高桂滋在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文中首先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电文中说,张学良、杨虎城此次发动兵谏,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电文中又说,如果南京政府决定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将会引起“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电文中还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

  电文中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说,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6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保安为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去延安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一行人将从延安乘飞机去西安。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翻遍人类历史,提出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蒋介石也常常把革命挂在嘴边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还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但他所说的“革命”,是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谚语云:乌鸦落在煤堆上,只看见别的黑,看不见自己黑。所以,当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别人要革自己的命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惜一切手段,颠倒黑白,甚至篡改历史,把对手说得如何如何的不堪,一无是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116章

  “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

  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

  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2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决定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即对外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宣言向国民党中央宣布说:

  “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希望贵党:1、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派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作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毛泽东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他专门在红军大学给学员们作了一次报告。有人担心地问:

  “如果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

  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日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径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中共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中共方面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

  后来他还说:

  “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彭雪枫向阎锡山转交毛泽东的信件时,还递交了红军领导人12月15日就西安事变问题致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迅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电报,以及12月19日中共中央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彭雪枫建议阎锡山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主张。

  后来在12月25日,以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发表宣言,发动百万民众开展“营蒋抗敌”签名运动。不久,阎锡山解除了对陕北的经济封锁,双方开始了商业往来,通过吉县、兴县等地,粮食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入陕北苏区。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以及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中共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认真看了中共的提案,他表示个人同意,同时说还要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下午,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他们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恩来等人非常高兴,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2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安抚张学良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他怕夜长梦多,蒋介石有变化,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由西安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他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桥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地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庆阳地区待命;红81师东进延安,接替了东北军两个师的防务。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将军。

  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话》,训话称:“离开西安之前,张杨不再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含含煳煳,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中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些好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

  毛泽东在声明中驳斥了蒋介石所谓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受“反动派煽惑”的谎言。他写道: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1、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2、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3、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4、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5、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6、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特意全文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六项协议。他接着写道:

  蒋介石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席卷蒋氏而去”。

  毛泽东在声明中再一次要求蒋介石立即撤兵,释放张学良回陕,保证西安协议之实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古来山中无虎猴称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和蒋介石如何斗智斗勇,请看下面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瞎指挥,一怒之下,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 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中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奉若神明;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是又要坏了大事么?

  第117章

  “延安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咱们要到陕北的

  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

  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

  话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回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在这一批学员中,只有刘亚楼一人被留了下来,组织上安排他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刘亚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30日,毛泽东用电台转发给丁玲一首词。

  1937年元旦,丁玲在庆阳前线收到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临江仙》,展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读罢《临江仙》,其兴奋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1937年1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制裁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尽快撤兵,以免爆发新的内战。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要求在两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团结干部。”

  1937年初,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严重,决定送他赴苏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他到苏联去。

  1937年初,毛泽东为傅作义在36年12月10日收复日伪盘踞的战略据点大庙,结束“绥远抗战”,给傅作义发去贺电,称赞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毛泽东还派遣南汉宸秘密前往绥远慰问,向傅作义赠送锦旗一面。

  1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与国民党恢复谈判。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要坚持3个条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1月6日,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进行磋商。

  1月初,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出生了。为贺子珍接生的是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同桂荣曾经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冬季的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气喘吁吁地跑到同桂荣家里,对同桂荣说:

  “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

  同桂荣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泽东住的地方,老远就听到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泽东看见同桂荣来了,说:

  “刘嫂子,快来呀!”

  同桂荣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冻得直打哆嗦。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同桂荣很生气地埋怨说:

  “怎么能挑选这个地方生娃呀!”

  毛泽东说:

  “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毛泽东焦虑地问同桂荣怎么办?同桂荣先让贺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哌哌坠地了。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哭声,走过来风趣地说:

  “哟,就生了?真快呀,像鸡下蛋一样,一滑熘就下来了。”

  一句话逗得同桂荣与贺子珍都乐了。这时,急急赶来的医生为娃娃扎了脐带,将贺子珍抬回窑洞。同桂荣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包裹好,双手托着娃娃,仔细地端详着她的长相,看看娃娃长得像毛泽东还是像贺子珍。这娃娃生在苦难的岁月里,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着看人,真叫人心痛。同桂荣看了一会儿,就笑吟吟地把娃娃放在了贺子珍的身边,她跑回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

  半年前刘志丹的牺牲,使同桂荣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她的记忆,慌忙中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当她推开毛泽东的房门时,看见贺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是谁送来的。同桂荣端着刚找到的那碗鸡蛋,木呆呆地站在贺子珍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同桂荣寸步不离地守护在贺子珍身边,精心地照料护理着贺子珍。

  毛泽东尽管已经是4个儿子、3个女儿的爸爸了,可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孩子们一个也没有在他身旁。杨开慧生的岸英、岸青、岸龙,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贺子珍在苏区生的小毛,一直托给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怎样。贺子珍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都送了人。现在,43岁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娃娃的诞生,听到了娃娃的第一声啼哭,对这个小生命格外爱怜。他抱起娃娃,仔细地端详着: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又看看疲惫的贺子珍,自言自语地说:

  “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康克清、邓颖超、刘英、钟月林闻讯都赶来祝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唿她们进窑里坐。她们问:

  “子珍生了?顺利不顺利?”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

  邓颖超抱起娃娃,看看她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

  “真是个小娇娃呀,一个小娇娇。”

  毛泽东闻言,忽然记起了《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话,便诵道: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娇娇为“毛娇娇”,有人叫娇娇为“贺娇娇”。娇娇长大了,就叫同桂荣“同妈妈”,或者叫“刘妈妈”。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娇娇从苏联回国,还托人送给同桂荣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迁往延安市。

  延安城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城墙环绕,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周围有嘉岭山,俗称宝塔山,还有清凉山、凤凰山和万花山。

  清凉山又称太和山,位于延安市东北部;凤凰山是延安的西北屏障与主要依托;万花山位于延安西南15公里处。

  毛泽东在3天的行军途中,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说有笑。快到延安了,他对身边的人说:

  “在陕北,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现在刚解放,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警卫员们马上回答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

  1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一行走到杨家冷沟口时,延河对岸大砭沟一带已经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有一个老乡怕毛泽东走不了结了冰的延河,牵来了一匹头扎红布花球、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泽东骑着过河。毛泽东婉辞后,还是踏着冰走到了河对岸。早已集结在这里的延安、甘泉、鄜县的万余名市民农民顿时欢唿起来。

  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尚未满月的毛娇娇,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城隍庙边李家石窑洞里。这个窑洞和陕北其它的窑洞一样,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煳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头,后面是在黄土山腹中整理出来的平面。

  这是3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其中的一间作为毛泽东的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还有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洗盆了。毛泽东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他在保安时曾经尝试着睡过。所以,他的卧室里还是摆放着一张南方式的木床,用四个杆子挂着一顶蚊帐。

  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集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们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结束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变化,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有一天,他对马夫侯登科说:

  “老侯啊,你喂的那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现在你愿意改行吗?”

  老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他实实在在地说:

  “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我仍然愿意跟着主席当马夫。”

  毛泽东问:

  “许多人都到前方当干部去了,你还在这里喂马,你愿意做这个工作吗?”

  侯登科说:

  “别人当干部,人家年轻有文化,我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我愿意给主席当一辈子马夫。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主席现在虽然不骑马了,可眼下通讯员送电报送信件送报纸,还需要这匹马呀。”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说:

  “你愿意干这个工作,我也欢迎你在我身边工作。那你就再喂一段马吧。”

  毛泽东到西北几个月后才能听懂当地老乡讲的话,他听到了上百种发音不清的方言,几乎很少见到会讲中国官方话的人。

  陕北根本不出产大米,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金黄色的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尔吃一顿羊肉作为补养。

  毛泽东热心地关照他的警卫员们进学校。陈昌奉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他对陈昌奉说:

  “你已经跟着我6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陈昌奉说:

  “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

  陈昌奉说着,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滴到了洗脸盆里。毛泽东把准备好的本子和铅笔送给了陈昌奉。

  毛泽东刚到延安不久,按照李富春提出的建议,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投入10本书流动,先由李富春读;3天后转给彭德怀;1个星期后,由彭德怀转给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刘晓;刘晓读1周转给周恩来;周读1星期后,再转给博古。由于当时书太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促进高级干部的学习。

  1月,毛泽东致电李克农说: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历史的演义。”

  李克农从西安等地把中国历史演义弄到延安后,毛泽东爱不释手,连续阅读,对其中精彩的部分反复翻看。

  37年初,毛泽东见手头和延安现有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根本不够用,就建议中央多拨一些经费,从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购买图书。同时在延安创办延安解放社和其它出版社、新华书店、图书馆等,把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书、从各城市买来的书 ,统统收归中央图书馆管理。

  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副校长。毛泽东只在抗大教育委员会担任主席。

  抗大设3个科,学员大多是来自部队,除少数是团级干部外,大多数是师、军及军团级的干部。

  抗大的教员阵容相当强大,毛泽东作了很多着名的讲演,张闻天讲授战略学,博古讲授哲学,凯丰、吴亮平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

  1月21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仅存的14000余人东返。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路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原来,红5军军长董振堂是在37年1月20日从高台县突围的。出城前,董振堂召开了50人的干部会,他号召说:“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给我们报仇的!”董振堂率部突围时,跳城而下,摔断腿部,他高唿:“共产党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1岁。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头颅,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求他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已于21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到达黄河边,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同意红军支持东北军打一仗。他还说:

  “已经交好的朋友不能放弃,搞好原朋友的关系,不会影响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我们要维护‘三位一体’。他们两个军要打仗,我们同意联合打,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在一起,不能丢下张、杨,失去张、杨这样的朋友。”

  1月下旬,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着翻译吴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天她就先后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

  说起这个史沫特莱,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她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6岁那年,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地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着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着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接触到的来自江西苏区的人们的叙述,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着作。这两部着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曾经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讯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从西北苏区来的冯雪峰,听他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她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她西安事变前,前往西北采访。在西安,红军驻西安的代表接见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曾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苏区。她首先在红1军团司令部所在地,受到了左权和陆定一的热情接待,也见到了她在上海时结识的朋友丁玲。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随后,她就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对史沫特莱来说,延安最吸引她的正像斯诺所写的那样:“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1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昂贵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可是,史沫特莱一见毛泽东,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她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的:

  “那高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形体,向我们缓缓移近,一种高腔调的语声,对我表示欢迎之意。随后,一双手握住了我的手,那双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唯美主义者。

  我确实对他身上的女性气质,和那阴暗的环境,产生过反感。一种本能的敌意,在我的心头油然升起,而我一心急于控制这种情绪,以至他后来讲了些什么,我几乎是一点也没有听到。”

  丁玲回到延安后的一天,去看望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说:

  “我收到《临江仙》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她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前线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很满意,问道:

  “丁玲,你还想干什么?”

  丁玲还是初识毛泽东不久的那句话:

  “当红军。”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就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指定由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签发了丁玲任职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为难,她说:

  “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鼓励她说: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你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丁玲仍然觉得有困难,就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说: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说:

  “那我就试试吧。”

  毛泽东还告诉她说:

  “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番教育,深深打动了丁玲的心,她鼓足勇气,决心到中央警卫团去走马上任。丁玲到晚年还兴奋地说:

  “我现在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丁玲就是在这一次和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又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送给了她。这是毛泽东平生中唯一创作书赠给女作家的词作。后来在 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丁玲为了珍藏这份文献,就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寄给了在重庆的胡风保管,这才使后人有幸看到这首词章。

  1月30日(一说3日),毛泽东为祝贺徐特立2月1日60大寿,就给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在信中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的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里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正是:祝寿古来信万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师德人病两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间。

  再说这一天,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一起来到徐梦秋的住处,他们3个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正在那里凑句子,要写一首诗,为徐特立祝寿。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了,看到3个人那个认真的样子,高兴地笑了起来。丁玲把他们写的诗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

  “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1月30日晚,毛泽东在徐特立60岁大寿庆祝会上,发表了热情而真挚的贺词,他说:

  “我在湖南第1师范求学时,最佩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词中恳切地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1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

  徐特立还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

  欲知毛泽东和徐特立后来的友谊,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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