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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18-120章

2015-05-15  作者:东方直心  来源:原创  

 第118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
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了内讧,少壮主战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军长王以哲。
2月4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致电王以哲的家属,对王以哲将军因“力主和平,力求团结统一”而遭杀害表示痛惜和哀悼。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小册子。范长江在路上和博古谈起红军长征的经过,他细心地倾听着,一一写进了《陕北之行》的通讯中。
早在1935年,范长江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很快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他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1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内记者。
2月9日,范长江等人经过3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范长江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在他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他想不到中共中央对他访问竟然如此重视。
范长江在抗日军政大学见到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范长江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之中。
中共中央为欢迎范长江举行了宴会。
晚上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明白了中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阶级矛盾应当服从民族矛盾。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
范长江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项要求和4项保证。5项要求是:
“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4项保证是:
“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彻底普选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9日、10日、12日,毛泽东3次致电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其主要内容是: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在2月15日这一天,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中共:1、彻底取消红军。2、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3、“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4、“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2月,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
这一段时间,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象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援西军自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
毛泽东同时电告周恩来说: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从2月中旬重新开始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谈判的。
周恩来等人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
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中共军队缩编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西安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作了评述。
3月5日,毛泽东就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10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中共的意见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周恩来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
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要求与蒋介石面谈。
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由西安回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一行归来。
3月10日,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3月1日他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
经彭雪枫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1日,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
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到37年3月下旬,西路军由36年10月的21800余人,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有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他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来时仅剩下8个人。王树声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跑回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加入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王树声10多岁时,就结识了董必武,受到不少新思想的启蒙教育。王树声闹革命是首先从自家亲人身上开刀,与家族中的恶霸地主毫不留情地作斗争。1927年黄麻起义,新生的人民政权仅存在21天,起义失败后,只剩下9名党员,和9个绿林似的人物,枪口对着枪口,王树声好不容易脱险。王树声打游击、反围剿,5次负伤,雪山翻了两次,草地过了3次。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是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人,无不沦落为乞丐、谁人能够想到,他们这一批未来共和国的将军们,是一路沿途乞讨,历经了一次次的惊险,方才回到了延安。西路军的领导人尚且如此,而那些千千万万的战士们,特别是女战士们,又是遭到了何等残酷的杀戮,何等不堪的蹂躏。
在红4方面军西路军彻底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的一天晚上,一阵哨声,把抗大学员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他传达了西路军失败的情况。林彪还未说完,整个会场已经是一片哭声,许世友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是无论如何,会场里还是无法安静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草草结束。
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2万多人几乎是全军覆没。那些死难者大多是红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1方面军的干部战士。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3月下旬,周恩来应邀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张冲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提出:国共合作必须有一明确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要周恩来起草这一纲领。
周恩来说到红军及边区问题。蒋介石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中共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如此坦诚,心情宽松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谈话”和祭黄陵文,是指同史沫特莱谈“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记录和毛泽东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在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边区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大会,毛泽东和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会议在8点开始,毛泽东先讲了话,他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会议一开始秩序井然,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的惨败时,突然有两个学员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议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钱钧尚未说完,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此时,会场上已经是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见张国焘不认账,立时火了,冲上去,随手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立时落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3月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与其说红4方面军西路军2万多名红军战士、优秀的中华儿女,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葬送于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西路军指战员们英勇悲壮、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革命斗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难怪他们的引路人张国焘这个以肃反名义屠杀了无数革命先烈的叛徒,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地,最终流落在异国它乡,落得个冻死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才真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快哉!快哉!
 
 
 
第119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
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话说在抗日军政大学批判张国焘错误大会的第2天,抗大分小组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1队的批判会上,许仕有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要求发言: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
在鄂豫皖曾经当过许仕有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他的秉性,见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劝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
许仕有根本不理会陈赓的好意,走上讲台,着着实实放了一炮,他说: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吗?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4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讲了!”
有人出来制止许仕有。许仕有怒目圆睁,吼道: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道理,真让人想不通……”
“许仕有,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有人喊道。许仕有也针锋相对:
“不准你胡说八道!”
许仕有终于把众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别山的土匪!”“打倒张国焘!”……
众人的呼声盖过了许仕有的声音,气得许仕有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指着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
“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许仕有突然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陈赓赶紧让人把他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连指导员问战士:
“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
有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毛泽东的学问大。于是大家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关领导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战士们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对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评。他们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闻言站了起来,诙谐地对在座的负责人们说:
“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给批了。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
毛泽东当即决定:
“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该负责的4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抗日军政大学突然发生了。
原来,延安的公安部门给中共中央打报告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的运动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本来红4方面军的学员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首先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
此时,红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到医院看许仕有,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样一连几天,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老同事,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眼下却都感到没有了出路。他左思右想,终于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许仕有对看望他的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说: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说: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
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经过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时,已经有20多个团职干部、两个营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于星期天也就是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汉中靠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亲自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自己的身上。
转眼就到了4月4日,准备出走的学员们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了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4军政委王建安身上。
王建安在这关键的时刻,幡然醒悟了。他对于此次行动,一开始就有些迟疑,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世友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他马上在下午3时左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抗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看了看表,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后,显得异常冷静,当即说道:
“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
说完,径自向毛泽东的办公室走去。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有些愕然,心想,现在刚刚开始批判国焘路线,今晚许世友却要带着几十个人出走,这影响太坏了。他越想越感到事态严重,随将手一挥:
“这还了得,全部给我抓起来!”
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了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也进了另一个教室。就在此时,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地包围了1、2队的教室,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地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一连捆了30多人。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
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世友的手,不意许世友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
“你们来捆吧!”
说是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
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
许仕有在晚饭后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第一次审讯: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你知道还有那些人想走?”
“谁告的密,你就去问他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
“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
许书友回到关押室,已经是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
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
“陈赓队长。”
“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小声说:
“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仕有想了一下,说:
“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的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 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
雷明珍是许仕有到延安后经人介绍认识的的一位投奔延安的革命女青年,不久便结了婚,他们夫妻之间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事实真相,要为不能陪她白头偕老向她道歉,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许仕有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还是上一次的那位小张又出现了。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1条烟。”
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许仕有问: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小张叹了一口气,说:
“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
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公开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雷明珍在信中写道:许仕有:
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
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道:
“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动着手,连划了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
说着掐灭烟头,在雷明珍的信纸上刷刷地写着“坚决离婚! 许仕有”,写罢交给小张。
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许仕有以为,自己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
此时,中央专门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经过初步审讯,一些大的问题基本弄清了。在如何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案: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个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样简单,不能枪毙。
毛泽东感觉许仕有的问题决非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看了许仕有写给他的信后,更坚定了他对这件事定性的认识。他为此还批评了不少人,他说:
“许仕有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掐灭烟头,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他走到门前拉开了门,对着门外的哨兵说道:
“通知司机出车!”
哨兵问:
“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将破晓时分,许仕有似睡非睡,隐隐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片刻间,“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位高个子战士说:
“许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提毛泽东则罢,一提起毛泽东,许仕有顿时怒火中烧,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去!”
此时,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员,还没有来得及将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告诉校方主要领导,毛泽东的车子已经驶进了校园大门,罗瑞卿紧随着毛泽东走了过来。值班员急忙迎上去,敬礼问好:
“主席,您早!”
毛泽东问:
“电话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
“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师长,他住哪儿?”
值班员用手一指一片丛林说:
“不远,就在那儿。我给你们带路。”
恰在此时,奉命通知许仕有的那两位战士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敬礼报告说:
“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仕有了。”
毛泽东边走边纠正道:
“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师长。”
“是!主席”
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毛泽东一行人来到窑洞前,值班员说:
“到了,许师长就住在这里。”
说着紧走几步先进了窑洞,对许世友说:
“许师长,毛主席来看望你了。”
许世友两眼充满了敌意,不肖地说:
“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仕有是被抓的人,还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泽东低着头进了窑洞,立在许仕有面前,说道:
“许师长,让你吃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4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罢,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许仕有连鞠3个躬。许仕有可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虚假和做作。他攥紧拳头,瞬间起身冲向毛泽东,挥拳就打。幸亏卫士们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头。许仕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
“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
罗瑞卿也不等毛泽东发话,吼道:
“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
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许仕有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仕有还不住地吼叫:
“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个疤!反正我许仕有这口气非出不可!”
吼罢又是一阵狂笑。
毛泽东对许仕有在红4方面军的情况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只是从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毛泽东对许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一些,是一个讲义气的草莽英雄。许仕有现在要动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对许仕有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许仕有与张国焘有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现再说吧。
许仕有经过这一番闹腾,被再度关了禁闭,他心里反倒平静多了,每当休息以后 就在屋里练起了功夫,他抡起室内唯一的木凳舞了起来。后来,他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要当面和毛泽东理论理论。
主管许仕有这一案件的康生,将许仕有的要求告诉了毛泽东:
“主席,许仕有要求见你一面,要当面与你理论。”
毛泽东说:
“让他来,我现在等他。”
康生告诉许仕有说:
“许仕有,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
许仕有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尽管是个粗人,却也有细心处,心想:他毛泽东既然要见我,我何不再试一试他的诚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震惊的要求,他说:
“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你再问一问毛泽东,我许仕有是军人出身,可不可以带枪去见他?”
许仕有此话一出,不要说康生,就连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许仕有上次与主席见面,他要打主席,这一次若是让他带枪去,他还不毙了主席?恰在此时,值班员走来说:
“毛主席来电话,请康生同志去接。”
康生来到值班室,拿起电话说:
“我是康生,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在那一端说:
“情况怎么样?”
“这里情况有变,许仕有又变卦了,说是要带枪见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这……”
“就这么办了!”
毛泽东的语气不容辩驳,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康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罗瑞卿挂电话,嘱咐他做好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罗瑞卿接了康生的电话,顿感如临大敌,许仕有的粗鲁他已经领教过,让他带枪见毛泽东,岂非儿戏,闹出大乱子如何了得?他马上和属下商量,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外加强警备。
再说康生来到许仕有的住处,如实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
“主席说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
康生让警卫员将许仕有的驳壳枪和子弹还了给他。毛泽东的胆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许仕有的意料之外,这一次却是他感到震惊了,自己本来是给毛泽东出一个难题,试探他一下,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这绝非是一般人的心胸和气度。许仕有在接过驳壳枪的一霎那,任他是再粗鲁的汉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康生已经观察到了许仕有那微妙的变化,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请你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
许仕有也不说话,将驳壳枪插入腰间,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车。康生将许仕有送到毛泽东的住地,许仕有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握在手中,径自朝毛泽东所住的院子里走去。许仕有以为,此时院子里一定是卫士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可是一路走来,并未见有一兵一卒,院子里静悄悄的。许仕有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门口,只见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燃着一支烟,徐徐地吐着烟雾,那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彻底征服了这位大别山里的汉子。
“是许仕有同志来了吗?”
许仕有听到毛泽东的呼唤,心如潮涌,进得屋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毛泽东面前,双手高举着驳壳枪,说:
“主席,我把枪交给您!我没有谋杀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
许世友低下头,泪流满面。毛泽东赶忙上前,用双手将许世友搀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来,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说:
“许师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你许仕有是武将,没有你们这一班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4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4方面军的干部无关。”
毛泽东此时也非常激动,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许仕有还是不放心,他问道:
“主席,我的错处您能谅解吗?”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请你记住。”
许仕有问:
“哪几句话?”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当然喽,除我例外。”
许仕有说:
“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毛泽东说起许仕有的名字,他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浓,‘有’字的财气太重,是否将‘仕’改为‘世’,将‘有’改为‘友’?这样,意思就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许仕有听了毛泽东的建议,从此改名叫许世友。
许世友看看天色不早,就要告辞了,他对毛泽东说:
“对反对分裂主义斗争,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还认识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到人站不住脚。”
后来,许世友在1941年3月,受毛泽东的委派,第一次踏上了山东大地。山东分局指定由许世友带领清河独立1团,由清河地区挺进胶东,统一指挥第5旅和第5支队。从此,许世友就战斗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到全国解放。
许世友在山东期间,遇上了一个美丽的山东姑娘叫田普。有一天,田普对许世友说:“旅长,这双特号鞋送给您,做的不好,请提意见。”从此,这位山东姑娘走进了许世友的情感世界。
欲知毛泽东与许世友的友谊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他们两个不但一生交恶,而且在性格、学识、为人处事方面都截然相反。蒋介石是以狡黠见长,而毛泽东则是以坦诚著称。蒋介石是以权术谋事笼络人,而毛泽东则是以其个性及其才智征服人。正像毛泽东对许世友所说的那样:“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岂止是许世友,且不说国民党和民主党、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国人,单就共产党内早期的领袖人物,前面已经讲过的,后边还要讲到的,除了像张国焘、王明等一类人物外,哪一个不是在斗争中打出来的战友和朋友?毛泽东一生充满了激情,为革命理想而斗,为人民事业而斗,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说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吧!
 
 
 
第120章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毛泽东的代表是林伯渠,蒋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1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这一天,林伯渠乘车由延安到达黄陵,与各界代表共同举行了隆重的祭拜典礼。
在祭奠仪式上,邵力子诵读的祭文,国民党报纸没有共开发表,历史上也未见有记载,其内容不得而知。而林伯渠诵读的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全文如次: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虚。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25人在赴西安途中被土匪包围,刘伯承集合100多名干部战士出发救援,毛泽东闻讯赶来,向警卫团长招招手,急促地说:
“什么也不要考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来。”
毛泽东边说边挥手,示意部队立即出发。
原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25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一行25人,乘坐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敞篷卡车,出延安南门驶上通往西安的黄土公路,一路上黄尘滚滚,卡车上笑语阵阵。张云逸和孔石泉在车厢里分坐在周恩来两旁。张云逸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首长,主要任务是护送周恩来。孔石泉是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车上还有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以及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警卫战士、记者和翻译。
当汽车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时,突然遭到当地200余名土匪的袭击。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两个警卫班和随行人员来不及隐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受伤不能开车了,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驻守在劳山的红军通讯班,听到枪声立即向延安总部报告。刘伯承马上派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要他们即刻出动,赶往救援。刘伯承又命令中央警卫团长把身边的人员集合起来,把首长的马匹统统牵来,向劳山进发。
在劳山那边,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在几名干部战士的护卫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密林中,沿着一条小山沟,安全抵达三十里铺。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
这场战斗一共牺牲了11名干部战士。事后才弄明白,劳山事件是国民党和土匪策划的一个阴谋,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在前一天就已经将情报送出了。
周恩来等人返回延安后,中央领导纷纷前来慰问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时,两人都很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许久,才说出话来。周恩来在谈到殉难的干部战士时,眼中涌出了热泪。他对张云逸说:
“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恩来、张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张云逸把这张照片保留在身边,一直到去世。
有一天清晨,红军野战医院的医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拐峁医院来了一名重伤员,子弹打在胸部,伤势很重,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很难挽救伤员的性命。这个伤员在昏迷状态下,不时地以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在伤员偶尔清醒时,医生才弄明白,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未见过毛泽东,非常渴望能见一见毛泽东,哪怕是只看一眼也好。医院的领导担心毛泽东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况且他住的地方又比较远,在山边大路上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医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打个电话吧,让毛泽东知道这事就好。谁知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策马赶往医院。他对身边的人说:
“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赶上看看他?”
毛泽东平时不骑马,而这一次他跨上小黄马,放马直奔。小黄马喷着热气,毛泽东也热得满脸是汗。他一到医院,连忙走进病房,轻轻地来到伤员身旁,伤员激动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脸上浮现出微笑,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在场的人们,无不流泪。毛泽东含着泪,十分动情地说:
“你是我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毛泽东参加了烈士的追悼会,埋葬了烈士。他顾不得休息,马上赶回医院,走遍了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
毛泽东从清晨到黄昏,一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一点东西。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街上有卖东西的小店,就让警卫员卖了几个烧饼。警卫员把烧饼递给他,让他吃,毛泽东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说:
“我让你买烧饼,不是买给我吃的,我不饿。你们累了一天,你们吃吧。”
一个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住处,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吴莉莉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他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就是个改造。”
他又对着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三人共进晚餐。
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莱特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地,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
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跳。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地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莱特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
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象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与毛泽东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史沫特莱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1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
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毛泽东唯一缺乏的是歌咏的天赋。这位将要担当他英语教师的史默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积极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
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 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
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象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象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它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毛泽东说罢,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她们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名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出生于1911年。吴莉莉的英语讲得很好,她既是史沫特莱的中文教师,又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这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她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而且很有天分,又有自己的见解。她本来是一位演员,来到延安,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
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遍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还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贺子珍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了,争吵也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由此,她赌气不再当家属,她要求独立工作。此时的贺子珍,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她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贺子珍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贺子珍的愿望,她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果不其然,就在这个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又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文职人员考试。8月,尼姆到达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她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
“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在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方面,她的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尼姆是在1937年初从黄敬那里得知,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采访机会。
黄敬就是本传后边将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其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
且说尼姆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当时的西安已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由于此时中共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所以,他们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他们向延安发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就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
尼姆.韦尔斯4月30日于到达陕北苏区的三原,她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终于踏上了苏区的土地。尼姆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安排在第二天会见了她。
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尼姆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斯诺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它几个人的简要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尼姆说:她在整理材料时,就材料的取舍同斯诺发生了争论: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去苏区的念头,她说: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2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和尼姆的这次的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欲知毛泽东和尼姆后来的谈话内容?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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