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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24-125章

2015-05-25  作者:东方直心  来源:原创  

 第124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军队,应采取爱护态度,不使
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力戒轻视、忽
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
话说1937年9月,毛泽东大业有成后院却失了火,与他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决定要离开他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不断地呕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很清楚,贺子珍此时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系,就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就滞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她遇到了正要去延安的张国焘夫人杨子烈。
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毛泽东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是,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让人给毛泽东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她还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后来,贺子珍受王明、康生、陈云将于11月底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鈡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此时王明3人已经从苏联飞抵兰州,王明派陈云看望了他们。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谢觉哉后来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邓发任主任的中共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在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这次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还是没有回去。不久,除了徐梦秋留下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
贺子珍安顿好了以后,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此时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了,她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2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后来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的历史故事。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婚姻关系破裂,曾经说出了一番话,其中后边的几句非常惊人。她说:
“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
再说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中说:
“华北大局非常危险,”“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937年10月初,阎锡山在忻口会战前,把周恩来请到他身边,帮助出谋划策,协调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周恩来将他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电告毛泽东。
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军队,应采取爱护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正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0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同意周恩来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计划。
10月6日黎明时分,延安毛泽东的住处仍亮着灯火,毛泽东依然在研究忻口会战的计划。忻口会战即将开始,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显然是重视了晋北方向的防御,忽视了晋东方面的防御,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沿正太路向西进攻。毛泽东十分担心这一点。他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提出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他写道:
“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为达此目的,必须:1、要求南京速加派主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2、要求卫立煌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3、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面破坏敌人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主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1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1个师左右,已处于我3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1个月,又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之进攻计划。”
毛泽东提出以115师主力北越,从东线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与120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进攻。他估计:如此则115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2000至2500。”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做出这样的牺牲,这在支持山西作战,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之战略目的,有很大意义。
10月10日,毛泽东预计到华北战场将发生急剧的变化,指示115师一部留在以五台山脉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八路军总部率129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以实行战略展开,并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一个时期,针对一些指战员的疑惑,反复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在电文中说: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设想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10月10日,在延安枪杀女青年刘茜的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绩,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让他死在抗日的前线上。
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关于黄克功案件的明确态度。
黄克功,时年26岁。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担任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原任第15队队长,现任第6队队长。
刘茜,年仅16岁,山西定襄人,七七事变后,由家乡奔赴延安。她先是在抗大和黄克功在15队学习,后被编入陕北公学。刘茜不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此时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5队学习的刘茜,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功,二人之间的关系仓促地定了下来,并且公开化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俊俏而富于浪漫情调的刘茜,发现她与有着工农干部作风的黄克功无话可说,他们的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等有许多不同。而且黄克功还有不少缺点。刘茜遂提出要中断恋爱关系。
黄克功不甘心就此结束这段恋情,在9月5日那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试图强迫刘茜答应与他结婚。在遭到刘茜的拒绝后,黄克功说刘茜不忠贞,刘茜说:双方都有权另找对象。两人的口角越来越厉害,黄克功恼羞成怒,他拔出手枪威胁刘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嘭”的一声,刘茜应声倒在血泊中。
黄克功枪杀刘茜的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报刊将此事大肆渲染,称之为“桃色新闻”,对中共和陕北根据地进行攻击和污蔑。就是在根据地里,军民们也是群情激愤,舆论纷纷。
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研究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审判庭,审理此案。
黄克功在边区法院的审判庭上,诚恳认罪。法院判处他死刑,他也毫无怨言。但他敞开衬衣,指着身上的无数伤疤,在历数战斗经过之后,请求法院并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信说,不要让他死在法场上,而是让他戴罪立功,去战死在阵地上。
在法庭上的群众中,也有许多人竞相发言,说黄克功参加革命后,为党工作多年,立有大功,应宽大处理,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给他个改过的机会,主张免他死刑;还有不少老红军战士为之痛哭流涕。
法庭主席团见群众呼声太高,就给毛泽东及中央写信,要求改判。
毛泽东先后看了黄克功和雷经天的信,他主张边区政府司法机关应依法办事。毛泽东认为,功劳归功劳,杀人应当偿命,不能因为他是党的干部、又立过大功,就不依法处治。
于是,毛泽东在10月10日这一天,给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依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0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召开公审骇人听闻的黄克功情杀案。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刑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审判。
黄克功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说“她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
审判长雷经天问道:
“你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
“如果判处我死刑,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我请求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与敌人的冲杀中。”
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信,黄克功听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头。
雷经天庄严宣布:陕甘宁高等法院维持原判,将黄克功处以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者消沉情绪。刑警队押着黄克功向刑场走去。
干部群众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老百姓们无不称赞:共产党人是坚持法治的。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中共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新四军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下,正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党内和军队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又重新抬头了。
10月,中共西安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市党部以扩大组织予以合法名义的花言巧语欺骗下,将在西北乃至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进步团体——西北救国会取消了。中共中央立即电令中共陕西省委,必须同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从此事件中汲取教训;同时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此一时期党内还有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政府。甚至有的人连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了。就是在八路军中,也有指挥员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某旅长曾经向毛泽东递名片、讲究官场排场。
毛泽东和张闻天针对右倾事件不断发生,连续发出反对投降主义的指示,告诫全党说:
在统一战线中,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
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中,向全党指示说:
“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
10月,中共中央为了防止军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决定恢复八路军一度因国民党干扰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原来罗荣桓、关向应、林育英3人是按照国民党军队的建制,分别担任115师、120师、129师政训处主任;自此改称为八路军3个师的政治委员。
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相反,东北军53军第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的领导下,于1937年10月,将部队改称为人民自卫军,后来又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冀中大平原坚持游击战争,并创建了冀中根据地。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电示聂荣臻说:
“吕正操如能来延安,很想见见他。”
10月13日,忻口会战正式开始。周恩来在日军发动总攻前,致电毛泽东说:担心日军如猛攻忻口,卫立煌部是否有极大胜利把握尚难判断。
毛泽东在13日晚复电周恩来说:
“北面忻口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守备亦不大可靠。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的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
这一天,毛泽东第二次电告周恩来等人,提出准备于太原失守后,迅即执行原定的华北战略部署,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在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做战略反攻,坚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具体部署是:以现有太行山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5个至10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确保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等。
10月16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即“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和领导。
在忻口会战中,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国民党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遵照毛泽东“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115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先后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阳原、涞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南数县,直逼保安。
115师在此期间,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在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先后毙俘日军2300余人,焚毁汽车120多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发挥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
120师则切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占领雁门关,收复了雁北数县。
10月18日,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在雁门关伏击战中,取得了摧毁敌人汽车百余辆,歼敌数百人的胜利。
刚入晋的129师先遣队第769团进至崞县、代县之间,袭扰敌军。129师师部率第386旅的两个团驰援娘子关,在七亘村重迭设伏,在黄崖底、广阳山两次伏击,歼敌2000余人。娘子关日军的滞留,使日军截击太原国民党军的计划破产了。
10月19日,陈锡联、曾绍山率领129师769团以第3营为主力的部队,在代县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5架,歼灭敌守备队100余人。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大规模摧毁敌机,辉煌战绩立时传遍了全中国。 
曾绍山,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民家庭,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和1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10岁那年,陈锡联给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误了给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顿。之后,他和母亲一起讨饭度日。14岁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的游击队。有一次,担任红4军10师30团团部指导员的陈锡联,和几个小伙伴因肚子饿,一起在镇上买了几个油饼吃。有人说他们组织什么委员会,要搞阴谋活动,张国焘知道了,指示把陈锡联等人抓起来,准备枪毙。徐向前闻讯,跑去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巴馋,哪懂什么委员会呀!批评教育一下,放掉他们吧。”后来,陈锡联常说,是徐总指挥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演说。全文敬录如次:
同志们: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锋队的任务。当为这个伟大的民族的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先锋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是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如果只是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道理一样,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有自由,是创造革命青年的场所。
鲁迅是从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稳定,那样清楚。托派成了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远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的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一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迫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他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的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的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串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他写道: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衷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要与同志们说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和联系群众。过去10年的经验均证明着,你们这次挖窑洞也证明着,将来在抗战过程中还要证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和克服活的敌人,与战胜日寇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在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方针,还要善于运用战略与战术,还要善于组织动员领导群众与争取同盟军等等工作,补充起来才行。
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陆续发扬与发挥起来,战胜日本,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毛泽东为八路军129师第771团被日军袭击一事,致电八路军各级负责人说: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和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欲知八路军后来战绩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25章
“右倾投降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
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话说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
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是抗战“政治上、军事上的必需的条件”之一。
10月下旬,阎锡山向毛泽东提出:“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
毛泽东通过彭雪枫作了答复,向阎锡山提出了详细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阎锡山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等地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再说忻口会战,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937年11月2日,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经过英勇奋战,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在10万人左右。
11月7日,太原失守。
11月8日,毛泽东于9日和13日先后两次发出指示说:
太原失守后“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要求各部队发动民众,收编溃军,壮大自己,自给自足,不依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坚持华北抗战;用以影响全国,促成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的改造,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同时要准备充分的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的进攻。
毛泽东又根据与阎锡山的约定,决定由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的4大战略支点。
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五台山的游击战争,可以随时进击平汉、平绥、同蒲、正太4条铁路线,还可以东进冀中平原,相机出平北入冀东。太行山的游击战争,可随时进击正太、同蒲、平汉3条铁路线,还可直入冀鲁豫大平原。吕梁山的游击战争,既为陕甘宁边区的河防前哨,又可钳制入侵晋南的敌军,同时又是晋西北游击战争的一翼。管涔山的游击战争,不但威胁北边同蒲路和大同、太原两大敌军据点,而且还可北进绥远,扼制日军伸向大西北的触角,又可与吕梁山的游击战争结成黄河河防,屏障陕甘宁边区和关中地区。
据此,中央军委命令:由120师开辟晋西北;129师开辟晋东南;115师一分为二,由林彪、罗荣桓率主力转向吕梁山开辟晋西,一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
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15师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还有一些干部,共约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局面。
八路军各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一定数量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其余部队即行转入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分遣有力部队组成游击支队,实施战略推进。
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一开始就紧紧缠住了日军。后来从1937年11月下旬起,日军出动了7个师团中的3个师团,对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根据地的八路军围攻,均遭到失败。
再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非常尖锐地把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鲜明地提出在全党面前。毛泽东说:
“右倾投降主义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李德不同意毛泽东这个报告的内容,他认为,毛泽东所强调的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防止一切可能削弱以至分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行动,只不过是一种骗局,一种煽动。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人中断关系整整10年后,写出的第1封信。毛泽东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
原来,在这1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毛泽东欣喜不已。文运昌在信中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叙说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被以“共匪头目亲属”的罪名,遭到许克祥派兵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经于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自己受到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
不久,毛泽东又收到了文运昌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毛泽东由此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复信。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提到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他给在湖南工作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然而此时韶山的热血青年们,正一批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涌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他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11月底,毛泽东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那里获悉:小弟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一家人有了下落,而且还搬回了韶山。
原来在1928年春,毛楚雄出生还不到1岁,母亲周文楠就被捕入狱。毛楚雄由他的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抚养。为了安全,外婆周陈轩让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下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周文楠随彭德怀的部队撤往苏区后,毛楚雄留在长沙与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相依为命。1935年,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在桂园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外婆告诉他父亲毛泽覃在瑞金牺牲的消息后,他失声痛哭。1937年5月,周陈轩遇见了一位韶山妇女,继之与韶山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1月间,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报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况。徐特立指示说:“今后要好好照顾他们。”11月底,毛特夫、近门叔叔毛泽连将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及舅舅周自娱接回韶山上屋场居住。外婆激动地说:
“楚雄,你是韶山人,从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该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点点头,说:
“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陈轩、舅舅周自娱。
毛泽东得到这个好消息,心里很是高兴。自此,心中时时牵挂着小弟的这个遗孤。
1937年底,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叶挺,向他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大会上讲话说:
“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冬天的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报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于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中共到达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毛泽东那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打着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穿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一个长木桌后面,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了,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围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
一位女青年端着1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1杯。”
毛泽东见这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他认出了她就是在听报告时坐在最前排的那位不时做着记录的女青年。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女青年见毛泽东没有喝酒,也不便勉强,就转身回到自己的桌旁。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第2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东部的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已经60岁了,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30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她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李德文本来是满心盼望栾氏给他生一个儿子,可当他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自己新生的女儿叫做“进孩”,也就是“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就是从这里来的。江青的母亲栾氏为女儿起了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的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母亲白天为她缠上脚,她晚上就撕掉了。到头来,江青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一生由一个学徒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不容易。就在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家当典入土地而赔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为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这个小老婆的缘故。于是,李德文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
自此,李德文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在江青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是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里,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1只碗。李德文又打又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2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1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条好汉。江青曾天真地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说:
“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1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1926年,12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栾氏再无力供应女儿读书。这年冬天,栾氏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那时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母女又随姐夫王克铭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要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栾氏心酸落泪了,说:
“你一个还不到15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
1929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2元的津贴。江青马上报了名。刚刚15岁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江青的文学底蕴也发挥了作用,她虽是一口土腔,但谈吐清晰稳健大方,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透出一股英气。加上学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吴瑞燕女士马上拍板录取。
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在济南文庙。由于文庙太大,学生们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随便走动。有男学生出主意说,谁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们也只是空口说说而已,谁也不敢去做。江青偏不信这个邪,她就在半夜间去拿了那顶平天冠来,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唬住了。
实验剧院教授京昆及话剧。江青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习表演现代戏,而且还接触各种乐器;后来终于拉得一手好二胡。实验剧院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江青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用她的表演风格使观众滴下眼泪,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出更多的泪水。校长和她的老师赞扬她的表演水平,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1930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这年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院长赵太侔出任蔡元培刚刚筹备创立的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
年仅16岁的江青和一些同学随着王泊生院长及其夫人吴瑞燕,到北平去演出。江青出发前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只是到了火车站才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江青在北平几个月,主演过《玉堂春》。由于她衣着寒酸,被褥单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经常,在北平根本不适宜她发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江青在济南又到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在济南、青岛、烟台一带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岛大学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师的赵太侔。赵太侔安排江青到文学系作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赵太侔考虑到江青生活困难,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兼管理员,负责填写卡片和收发图书,每月30元薪水。她给母亲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销。这个工作同时使江青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强,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她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要求她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她还写诗歌,她的作品经常在学校文艺园地和其它刊物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江青对赵太侔说:
“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赵太侔立即反问:
“你也要去捣乱?你也想惹麻烦吗?”
江青吓得不敢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从此,倔强的她再也不去听他的课了。
此时,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江青也投入了学生运动,她参加了学生领袖之一的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到工厂和农村的演出,她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惨事》。自从表演抗日剧目以后,江青就成为学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内弟,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比江青大3岁。江青在赵太侔的家里,认识了赵太侔的夫人、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成员、话剧界的明星俞珊,又通过俞珊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
俞启威先是在1930年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和后来改名为王林的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王韬同住一室,不久,被王韬发展成为中共党员。俞启威在他姐姐俞珊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南国社”。
俞启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他对自己的身高很遗憾,就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他对自己的一头黑色卷发,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常常搽发油将卷发梳平。而此时的江青,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江青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使她对俞启威油头粉面的样子有些厌恶。
1932年春,江青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
1933年2月,江青在化名为李春亭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和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韬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正是王韬和俞启威。
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宣誓已毕,市委书记祖茂林讲了话,他对江青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江青难以接受的任务。他说: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建立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组织会随时通知你。”
这个只有19岁的大姑娘为难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犹豫,就说:
“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
江青想想刚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对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说:
“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此后,俞启威也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后来,这对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个月,为青岛中共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  
欲知江青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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