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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33-135章

2015-06-16  作者:东方直心  来源:原创  

 第133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
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项英、陈毅组织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准备深入到江南敌后执行战略侦查任务。先遣支队在皖南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查。了解江南敌后情况,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
4月24日,毛泽东得悉新四军派出粟裕先遣队这一消息,致电项英说: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查甚妥。”
4月2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向苏南敌后出动,进行战略侦察,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4月28日,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实际地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
“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淡淡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4、5月之交,抗大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1938年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正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
“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的一天,傅连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他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暲到延安后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还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知道傅连暲老家来信说家中生活困难,他就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笔钱,以供养傅连暲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才停止。
傅连暲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泽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暲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后来,傅连暲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
5月,康生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查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仍把第3支队留在皖南。
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任院长。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6日,毛泽东应邀到陕北公学作关于张国焘开小差问题的报告。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负责人周承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且说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
“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以刘白羽为首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组成。毛泽东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1938年5月,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第2次到陕甘宁边区考察访问。他一直到8月才离去。
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就首次考察访问了陕甘宁边区。
卡尔逊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做为罗斯福总统的总统卫队指挥官,同罗斯福总统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尔逊在两次访问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
卡尔逊在这第二次访问期间,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卡尔逊称毛泽东是“孤独的天才”。这或许是受了史沫特莱的影响。因为,他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
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5月间,毛泽东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他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区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5月的一天,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首次路过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里的骡马大店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
晚上,金城来到骡马大店,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脱。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地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今天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大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再次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泽东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
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地政治思想教育。
5月19日,徐州失守。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说:
“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如果欧州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
接着,毛泽东拆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道: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间,毛泽东要写一部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他为了搜集资料,准备向萧劲光借书作参考。这一天,毛泽东来到萧劲光的窑洞,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毛泽东把目光扫视在萧劲光桌上的一摞书上,萧劲光知道他是来借书的,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毛泽东要写的这部军事著作,叫做《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他每天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昼夜不停地写着,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也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感觉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痛时,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上闭目养一会儿神。
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写字桌的两头各放1支。
已经是半夜光景了,毛泽东也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又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翟作军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准备回到窑洞收拾碗筷,好让毛泽东睡觉。谁知他进窑洞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上的饭菜动都没动,已经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翟作军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再给他送去。翟作军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一天天消瘦下来,体重减轻了,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毛泽东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了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他的那些秘书们也开始编辑和校订这些手稿。
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说是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毛泽东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5月26日,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并说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号周自娱,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泽东还找到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谈过话,让组织上设法给周自娱一家寄一些生活费,维持艰苦的生活。信中所说的远耀即毛远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做《论持久战》的演讲,一直到6月3日才讲完。
《论持久战》一书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
“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任何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次战争,中日双方具有以下4个特点:1、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是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2、日本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3、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4、在国际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
毛泽东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最后胜利则属于中国。
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将出现3个阶段,即:1、敌之战略进攻,我之准备阶段。2、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3、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强调说: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展人民战争。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他写道: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进占郑州,竟然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非同小可,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 
有道是:倭寇铁蹄践开封,吓煞了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
慌乱中兀自生出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哪些愚蠢之举?请看后边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
 
 
 
第134章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话说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恢复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
6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
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当天即复电周恩来等人说: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也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地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国民党在苏、皖、浙等省的政权瓦解,日伪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了大批枪支弹药;大江南北有中共领导的14支抗日游击队,有一批长期在这些地区还坚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关系好的干部。因此,华中是可以迅速发展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创建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王明只注意与国民党上层的工作,注意大城市所谓合法斗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党丧失了在华中迅速开展抗日斗争的大好时机。不久,国民党军警、官吏卷土重来,大好时机丧失了。后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华中只建立了苏南、皖中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党在华中敌后的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未能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
6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论持久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地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后经毛泽东推荐,《边区自卫军》很快就破例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
1938年7月初,柯仲平、马健翎等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
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是仅仅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
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彭雪枫的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5日,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政会是根据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设立的;《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各地选100名,由国民党和省党部提名,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其余100名为社会领袖,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其中部分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召开纪念“七.七”抗战1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鲁艺演了3幕歌剧《农村曲》,主演是丁里。接着演出3幕话剧《流寇队长》,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据此时在延安的翟林椿后来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
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来到化妆间慰问演员,江青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亲切地交谈。
7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周刊题词,他写道:
“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一起,从韶山来到了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
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毛泽东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被别作为寝室和办公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
毛华初等人由族兄毛镇周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五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他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右手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
“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
“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毛泽东风趣地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
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
“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泽普说:
“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
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
“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他兴致勃勃地问道:
“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3批。”
胡觉民说:
“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毛泽东说:
“你数给我听听,来了那些人?”
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
毛泽东笑着说:
“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也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
“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
毛泽东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特别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他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他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白求恩的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文内容,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
“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
“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后来,白求恩于1938年8月21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
再说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
“你结婚了没有?”
徐懋庸回答说:
“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
“你爱人现在哪里?”
“在浙江黄岩。”
“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
徐懋庸摇摇头,说:
“太不容易了。”
毛泽东对滕代远说:
“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
“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说:“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
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
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在一天的午后,毛泽东睡觉起来对贺清华说:
“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看关向应政委。”
周西林开来了汽车,拉着毛泽东向中央医院驰去。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医院位于一座大山上,从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诊疗室和病房。关向应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窑洞里。
毛泽东下了车,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吃力地走着,中途休息了2次才来到关向应的病房前。毛泽东轻轻地推开房门,走进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关向应看到毛泽东来了,要坐起来,毛泽东赶紧走上前握着关向应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好些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她看到毛泽东,觉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请你马上出去。”
“啊,对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医院的纪律应当遵守,我马上就走。”
毛泽东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向应说: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养病。”
毛泽东走出病房,转身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问随身跟来的小护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护士回答:
“我姓刘,人家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
小刘移过一张凳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询问了关向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又询问了医院的工作,询问了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与小刘握手告别,向山下走去。小刘又回到关向应的病房,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说:
“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的说:“不管是谁,我有责任执行大夫的吩咐,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向应看着小刘的那副脾气,不由得笑了,他说:“他是毛主席!”
“啊!”小刘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8月份,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治病。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地参加抗战嘛!”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说:
“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订阅了全国各地三四十种报刊杂志。他每天把这些报刊杂志浏览一遍,发现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就粗读或精读。后来,他觉得有些信息,必须让全党和根据地人民都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秘书和培元、陈伯达等人,把所需的信息分类整理,择重要的汇集起来,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交流;二是在他负责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让陈伯达等人组织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负责搜集和整理材料,编辑时事问题研究丛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等人从1938年动手,在抗战时期编辑了大量的丛书,教育了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
在8月间,欧阳平在抗大6大队任政治教员,他将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的一张照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给欧阳平题写了4个大字:“奋斗到底”。后来毛泽东见到欧阳平,他说:
“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是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我们就是要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这个24岁的女青年,加入了军籍,正式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有一次,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还让她带去了一封亲笔慰问信,送去了200元钱。
原来,陈士榘是于3月份在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变成了聋子。他在8月回到延安拐峁军医院治疗休养。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
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她在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骑烈马,训烈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8月份,上海出版了200套编号发行的《鲁迅全集》“纪念本”,毛泽东得到了第58号。他收到这部书后,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
8月底,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此时,身着蓝布制服的毛泽东正坐在窑洞里一张质地粗糙、没上油漆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客人们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地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此后,哲学座谈会每周日开一次。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请他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暲的历史做证明,傅连暲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晋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纪文为中共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继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因此,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
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他提出要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他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他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竞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带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的拆了王明的台。正像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王明像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御使,拿着尚方宝剑,他谈话的口气就像御使传达皇帝命令一样。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位没有经验的小伙子,有极大的野心但缺乏才能,喜欢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同时缺乏实现他理想的能力和技术。”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武汉一陷落,国民党一改变态度,王明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一下子成了泡影,闹了半天,原来一切都是空的。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
处理王明问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如实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中央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王明无计可施,只好按照中央的要求,乖乖地回到了延安。
9月下旬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从五台山辗转来到延安的青年作家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虽然与毛泽东是初次相见,但却似故人邂逅,激动不已,他将挎包里装着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笔帖《石索》、《三希堂》,一并拿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眼疾手快的朱光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
“这些归我。”
“岂有此理!”
毛泽东勃然大怒,面红耳赤。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是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那位青年作家见二人互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让他们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得到的是《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他对毛泽东说: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朱光,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书给夺走了。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一边厢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一边厢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说: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欲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第135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  王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云  项英  博古  王稼祥  康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邓小平  贺龙  罗荣桓  谭政  彭真  高岗  罗瑞卿  林彪  萧劲光  萧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刚  杨松  曹轶欧  孟庆澍  涂振农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使党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抗战的领导责任,把战争引向胜利。
全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
全会秘书长王稼祥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竞争了。”
193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现在不应该强调保卫武汉,应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论新阶段》中,全面总结了抗战15个月以来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期、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幌子,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他说:
“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
 “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是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共产党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办法。”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错误思想,他强调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针对王明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在报告中,再一次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意义。他说:
“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专门讲了《战争与战略问题》。他说: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灭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
毛泽东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告诫全党说: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难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确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问贺龙: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又问徐海东: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党规党法的报告》。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人也作了地方工作报告。
10月20日,王明在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也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来。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周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女儿,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周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婚后不久的浦安修即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此时,双双堕入爱河的还有毛泽东和江青。组织上为此再度找徐明清了解了江青在上海的各种情况,又找到来自上海的其他的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上海在延安都引起了一阵轰动。毛泽东的第3次婚姻,已经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万人瞩目,因此从一开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中共内部甚至政治局里面也有之。这些人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这都不足为怪。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由毛泽东的警卫员接到毛泽东处,帮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周恩来还找到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况且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
张闻天收到此时已经调回延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写来的一封信,他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组织过营救江青的工作,而且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唐蓝风波”的绯闻。他一听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大吃一惊,立即给张闻天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王世英把信写好以后,觉得一个人署名分量不太够,就在延安又找到曾和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还一个个摁了手印。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作者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
“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
“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作者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地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且说在10月的一天,毛泽东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就握着江青的手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见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后来听说江青是老乡,他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奇女子感到高兴。听周恩来如此说,他也就接口说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肯定了刘少奇等人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
会议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对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党的工作重点问题、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1月6日,是六届六中全会最后的一天。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写道:
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通过《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纪律的决定》,强调党的团结与统一,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候补中央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象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此外,六中全会还做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代表进行了会餐。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是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同大家谈笑风生。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板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他尚未说完,自己已经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会心地笑了,乐得个个合不拢嘴。
毛泽东后来评述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
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移至毛泽东住处开,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张闻天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大家的意见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综合与总结,使党的决议和文件起到统一党内思想的作用。他时刻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操劳,毛泽东曾诙谐地称他为“明君”。毛泽东曾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听到后,为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解感到十分欣慰,说:“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王观澜在六中全会后在桥儿沟召集神府特委、绥德特委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王观谰与王明进行了激烈地争论,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有一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吾着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知道后,进行了干预。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观澜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到陕北后,劳累过度,经常发作,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专门把他找来,关切地问: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作了汇报: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王观澜非常感动。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再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只收工本费20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或淘宝搜索:毛泽东大传东方直心;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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