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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第136-138章

2015-06-23  作者:东方直心  来源:原创  

 第136章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
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话说在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贺龙要回晋西北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一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二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自己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话分两头,此时在湖南的长沙市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38年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他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兵力继续内侵了,他们在占领了湖南北部的岳阳以后,就停止了进攻。可是就在这天晚上,长沙市内偏偏有一家伤兵医院失火了,长沙警备司令部专门成立的放火小组看见火起,误以为是事先约定的放火信号,便一齐动手,放起火来,一霎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因为政府当局事前并没有向市民预告,更没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当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时,已是逃生无路,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哭天怆地,呼儿唤娘,可怜见两万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火海之中。
长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广泛谴责,蒋介石为平息民愤,不得不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将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判处死刑。张治中也因此被革职留用。
这正是:发罢大水发大火,水火无情冤魂多。
若是真有鬼魂在,尔曹几命可够索?
再说在11月20日前后,45岁的毛泽东和24的江青结婚了。他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书,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是和老战友聚一聚,就算请客吧。毛泽东为此还特意请了一个厨师掌勺烧菜。此时,大家都是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聚齐;况且1个厨师同时也烧不了几桌菜;毛泽东只好先后分几批请客吃饭。尽管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也还是忙里忙外,跑前顾后,忙了个不亦乐乎。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一大早,日军十几架飞机第1次轰炸了延安,死伤30余人。是时,陈云躲进了窑洞里,可是那孔窑洞却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面费了好大的劲儿,扒开土层,才把他救了出来。
就在日军轰炸延安的这一天,毛泽东邀请的是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要他们到他凤凰山的窑洞里吃饭。说是请客,饭桌上也不过是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已。
毛泽东、江青在这之前和之后,还请了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客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为他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大家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让菜。
这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也连夜搬到了杨家岭,成仿吾腾出来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和江青住。
这是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窑。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了白灰。门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纸,可透进光线。3间房分别为起居室、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江青的卧室。地上铺转,桌椅的木料没有刷漆。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只有蜡烛、煤油灯。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盆里。
窑洞外是一小块碾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毛泽东闲暇时喜欢种菜。
11月21日,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那3孔窑洞被炸塌了。日军飞机这两次轰炸,受损失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西北旅社,死伤共计150余人,被毁房屋309间,牲口90余匹。
不久,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正遇着江青从里面走出来,他不认识江青,但风闻毛泽东已经结婚。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贺龙故意问毛泽东:
“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哈哈一笑,说:
“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说:
“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毛泽东又为贺龙补上了一场喜酒。这顿饭虽然说只不过是一顿便饭,但在毛泽东家里,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毛泽东除了在家招待亲戚朋友和外宾以外,一般是不会招待党内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久,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满脸带笑地指着江青,向从前线赶来的领导人们说: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
张闻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有一次,毛泽东和王明正在争论问题,王明的妻子走了进来,她说:
“我在到处找你,原来你们俩个又争了起来,我说你最好回去吃晚饭。”
一直待在角落里旁听的江青也趁势说道:
“你来了太好了,这两只老公鸡真没办法,他们一见面就斗,你把你的拉回去吃饭,我把我的拉去吃饭,他们就不能再斗了。”
王明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最贴切的语言赞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
与贺子珍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苏联1年多之后回国。她知道毛泽东和江青结了婚,既“很爱怜”贺子珍,可又觉得贺子珍的责任多一些。她说:
“贺子珍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刘英见到毛泽东时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毛泽东把大腿一拍,说:
“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虽然仍是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但从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要工作了。她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剪成了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愈发衬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稳。她很谨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资历比较浅,做起事来小心翼翼,在领袖夫人中间,见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十分珍惜和毛泽东的共同生活。她给毛泽东编织了新毛衣,她还学会了从井里打水,学会了给毛泽东做充满辣味的湘菜。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负责,偶尔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弄一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都觉得江青虽然是从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
江青有时候看到毛泽东工作累了,就立即给毛泽东点上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史沫特莱送的留声机放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时,还用脚踏着砖地,扣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有时江青也给毛泽东唱上一段京戏,毛泽东微笑着,欣赏着。
江青对贺子珍所生的女儿娇娇也很好,她常常把娇娇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窑洞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毛泽东的窑洞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随即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江青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地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还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警卫战士们远远地在后边跟随,望着身材魁伟的毛泽东和窈窕的江青缓缓而行的背影,打心底里为他们祝福。
毛泽东的新住处杨家岭的沟口上,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他们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
杨家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看见毛泽东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也停下来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毛泽东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王首道、张启龙、谭余保到家里作客。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了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中共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后被打成AB团,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长征到陕北。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就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此时,毛泽东通过在重庆周恩来,派人到湘乡把蔡和森的全家接到重庆,以后,又设法送到苏联。
11月底,蒋介石在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早期抗战做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就又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和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同意,我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先生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说:
“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而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考虑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电邀毛先生到西安会面了。”
一周后,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博古、董必武,再次提出让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博古、董必武表示反对,双方争论了数小时。蒋介石最后宣称:如不取消共产党,他死也不能瞑目。
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进一步向敌人占领的远后方展开:115师挺进山东,120师主力挺进冀中,129师主力一部挺进冀鲁豫地区。在全华北逐步展开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反“扫荡”和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12月9日,延安各界在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
大会开始前,33岁的“鲁艺”音乐系作曲教员冼星海教大家学唱《一二九纪念歌》,刚教了两遍,毛泽东来了。他缓步走到冼星海面前,和冼星海紧紧握手,又与台上的李公朴、塞克以及各校的代表们一一握手,尔后拉着冼星海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你叫冼星海,对吗?”
毛泽东亲切地问冼星海。冼星海回答说:
“是的,主席。您那么忙,还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音乐家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毛泽东微笑着说:“你进步得很快。革命阵营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能胜利的。我们知识分子又必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音乐家往往开始是‘为艺术而艺术’,尔后,渐渐变成‘为祖国而艺术’;思想感情变化了,就会发展到‘为人民而艺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音乐战士。这就是人民的音乐家。”
正说话间,大会执行主席李公朴宣布纪念大会开始,他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
12月12日,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
“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接着,《新中华报》发表了社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地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负责残疾医院工作的领导人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说,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疾医院200多位红军伤员,因医疗生活待遇较差及遭到冷落等原因,产生了不满情绪,他们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毛泽东在电话中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指示召开伤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人员的代表会议,研究解决伤病员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指示何长工等人,将残疾医院改为荣军教导院,改善了条件。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八路军115师师长兼抗大校长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去苏联养伤。
读者诸君,笔者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这两个对头冤家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并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他是在到了陕北之后,才把爱情之箭射向了陕北米脂姑娘性格开朗的张梅。张梅真名叫刘新民,生得是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对林彪非常仰慕。1937年,林彪与张梅结了婚。1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1938年冬林彪和张梅到苏联后,一待就是3年。其间在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和他们抚养的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在此期间,林彪和张梅两人感情不和,越闹越僵。经过多次接触,林彪深深地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林彪在只身一人回国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孙维世结婚。可是林彪回国后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便和叶群结了婚。留在苏联的张梅闻听此事,也只好另嫁了他人。
罗瑞卿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林彪赴苏疗养的这一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位妻子拱平。
拱平,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2岁考入南京城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后来,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的拱平,成为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对拱平紧追不舍,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但遭到了拱平的严词拒绝。1938年冬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报告会上,正在抗大读书的拱平见到了作报告的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她对罗瑞卿是一见钟情。两人在延安结婚后,罗瑞卿在1939年7月奉命奔赴抗日前线,两人就此分别,多年互无音信。当拱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
郝治平是在1938年到延安的,那时她才16岁。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紫萍》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共有200人左右。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广泛向群众宣传: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反共即是灭华;反共投降是当前抗战局势中的最大危险。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
1月,史学工作者何干之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研究民族史的计划。
1月17日,毛泽东读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计划提纲后,给何干之回信说:
“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5名。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演讲。
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大会选举了政府领导机构:高岗为参议长,张邦英为副参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
1月2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早在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合写《陕甘宁边区实录》,此时初稿已经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不应轻率出版,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得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
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象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在国民党内还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由此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亦由对外转到对内,积极反共。
1月23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了蒋介石国民党政策重点的变化,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对策》的指示,明确告诉全党说:
“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们应以冷静而严正的态度对待。已建立的政权,决不轻易放弃。”
1月24日和25日,共产党连续发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致蒋介石电》,提出:
“在日本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
“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磨擦现象,最近尤甚”,“必须停止此种现象”。
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强大的揭露日本诱降阴谋、声讨卖国贼、反对反共和投降的斗争。
国民党将领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北上榆林就任第21军军长,二次路过延安,毛泽东邀他到住处相见,二人进行了彻夜长谈。
后来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愈。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每次都要送给他一些好的纸烟。
邓宝珊对毛泽东极为钦佩,他的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1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说:
“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第137章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
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1月间,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央呈报了晋察冀初创时期的经验总结,其中包括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等内容,约10万字。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出版成书。他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他和朱德、王稼祥又分别为这本书作了序。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
这本书“十分宝贵”,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
他还在信中鼓励聂荣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辨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此前,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原因一是因为日本侵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及对边区千里河防的大举进攻,导致大量难民逃入边区,前后达3万人之多;二是由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中共中央为保卫边区,巩固后方,从前线陆续调回大批军队,使边区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000人猛增到49000人,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边区物资更加短缺,财政更加紧张;三是国民党对发给八路军少得可怜的军饷,还要进行克扣、拖欠,在粮食供应上,也有意制造困难,像留守兵团359旅驻防绥德后,国民党西安行营指定该旅按月到距绥德千里之外的洛川粮库去领取。八路军既无运输车辆,又无运费,这就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困难。
359旅原是八路军120师主力部队之一,由红6军团和红32军、总部特务团1营改编而成,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下辖第717团和团长兼政委文年生率领的718团。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的指示,派已经升任旅长的王震率领359旅主力,从华北敌后回师陕甘宁边区,协同萧劲光、谭政领导的边区留守部队驻防陕甘宁边区。
一天,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3个办法:第一是革命干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只好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再说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
毛泽东在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已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中直机关为了搞好生产,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成员由中央秘书处、马列学院等11个单位的领导组成,王首道任总会主任。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一面学习,一方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在毛泽东题词精神的激励下,抗大师生后来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开荒地18967亩,播种12270亩,种菜270亩,植树17070棵。
2月3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明确发出“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
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陕北的冬天,对于从南方来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毡帽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做工很差,还没有经验,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又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个样子好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也嫌它难看,不愿意戴,他也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就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这样的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这样的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山坡上开生产动员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大会。”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地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1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说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见了,也赶忙拿起镢头去帮助挖,毛泽东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毛泽东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毛泽东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又干了一会儿,衬衣也湿透了,脸上全是土。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毛泽东终于在杨家岭住地的小河边上,开垦出一亩多的菜地。他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一个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他一早一晚总是在地里锄草、浇水、施肥。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毛泽东在抬着大粪走时,看王来音个子小,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后来,在毛泽东的辛勤培育下,他种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结得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红又长。后来每当有从前线回来的部队领导人,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且说在某一天夜里,毛泽东在办公桌前批阅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他提起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
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又说:“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同志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
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
他还说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道: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作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2月间的一天,刚刚回到延安的夏童来找冼星海,对冼星海说:
“老同学,人民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毛主席也非常关心你的进步。昨天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完工作,他知道你我是老相识,要我带你去见他,要向你请教有关音乐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二天,冼星海和夏童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门前的坡地上开荒,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镐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开起荒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夏童在一旁插话说:
“主席,在开荒生产这个问题上,星海同志的见解,和您可有点不同啊!”
“噢,原来是这样。”毛泽东笑了:“有分歧就好嘛!星海同志,快把你的不同见解说说看。”
冼星海很不自然地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地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和夏童忍不住都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们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们二位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州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夏童拎起茶壶要倒水,被毛泽东拦着了,他说:
“这可不行,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可没有客人替主人倒水这一条。”
夏童说:
“主席,我听总司令说过,您要求我们的同志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不能去当客人,要反客为主。这话可是真的吗?”
“说过的,说过的。”
“主席,今天我也要反客为主了。”
“你的聪明用到我的身上来啦!”毛泽东哈哈大笑,他转向冼星海说:“星海同志,在倒水这个问题上,我就输给了夏童同志一招。看起来,人都是很聪明的,如果能把很多人的聪明集于一身就好了。”
冼星海深有感触地说:
“你说得太好了!我如果能集中3个不同流派的作曲家的长处,肯定可以为抗日救亡呐喊得更好一些。”
“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学习,永无止境地学习!”毛泽东说:“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向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州,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新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州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和夏童都赞同地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说着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这时,警卫员进来了,他问毛泽东要不要准备饭菜。毛泽东吩咐说:
“要多备两份饭菜。还要加一盘炒肉丝,一个鸡蛋汤。”
冼星海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这样我就不安了,今后……”
夏童却笑着说:
“我馋了就来主席家做客。”
毛泽东开玩笑说:
“看起来,政治家和艺术家是不一样啊!夏童同志,你若再充当一次旁听者……”
夏童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您就不准我吃那盘炒肉丝,对吧?”
一句话把毛泽东和冼星海逗得哈哈大笑。
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是理事会理事之一。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
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
“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37年5月出版),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
“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35年出版),我现在已经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李达的这些著作出版后,总是先寄给毛泽东一份,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理论界。
李达是从1939年1月开始到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寄了一封信,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表示随时欢迎他到延安来。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大家说: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2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他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那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写道:
“孔子在认识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告陈伯达的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中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路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毛泽东对于《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两端”及孔子的中庸观念别有解释,他在信中写道:
“两端即是指‘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原来状态无发展,这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为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2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很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是否妥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又补充了他的3点意见。
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东南分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既定方针。
此一时期,在蒋介石“政治限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实行“军事限共”,他们连续在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保护同情我们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
3月,周恩来到了皖南,和新四军领导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陈毅表示说,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和东进北上的方针。
后来陈毅回到苏南后,指挥部队继续东进松沪敌后,扩大了苏南根据地,开辟了挺进江北的通道。并利用泰州李明扬、李长江部与韩德勤的矛盾,与二李建立了统战关系。陈毅曾用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写信问候李明扬、李长江,措辞恳切感人。二李得意洋洋地到处扬言说:“我打垮了,到延安玉阶兄还会招待我呢!”
李明扬、李长江邀请陈毅过江会晤,表示愿意助新四军共同发展,共同反对韩德勤。
从3月开始,阎锡山在宜川秋林镇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不断散布反共议论,他说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还向旧军军官们说:“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阎锡山决定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以反动的“同志会”代替牺盟会。
毛泽东听了决死队第4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他说:
“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山西新军不要听阎老西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
3月31日,延安《新中华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发表社论,社论说:“今天在敌后的中心斗争,应该是我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切抗日力量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汉奸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与政权,而不应该是中国军队之间的斗争。”“破坏团结抗战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
1939年春,美国1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他们访问了毛泽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教师安德鲁.罗伊,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的新闻记者乔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来延安前,在重庆受到国民党的特殊礼遇,因而她是亲国民党反共的。她在访问了延安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泽东的印象是:毛泽东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但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霍默还说,中国的共产党人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欲知后来还有哪些人来过延安,情况怎样?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哲学如天书,特别是古代哲学。像毛泽东与陈伯达讨论的问题便是如此。哲学这东西,除了专门研究它的人以外,问世间有几人能懂?哲学既然是天书,它就是能够使人聪明的书。可惜有不少人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宁可苟苟营营,也懒得去理会这烦人的劳什子!不过话得说回来,一个农民不懂哲学可以种田,一个工人不懂哲学可以做工,一个领导人不懂哲学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领导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自古至今可圈可点的人物寥寥无几,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君不见,明堂之上,大纛之下,夸夸其谈者,道貌岸然者,其实大都是买狗皮膏药者居多,而有真才实学者少之又少矣!
 
 
 
第138章
“‘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
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
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
永久奋斗的目标。”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9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到达延安。 
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4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举行了大型展览会,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
4月10日傍晚,萧三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后来抗大经过1年的辛勤耕耘,收获了粗粮244担,蔬菜2万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且说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卫士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哈下腰抓了一把土,放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地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吸上,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着:“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时,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到了5月份,天还没有下一场雨。
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
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把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支步枪拿在手中,掂了掂,瞄了瞄,异常兴奋。
5月4日,延安各界举行“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的涌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题目是:《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象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5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在庐江东汤池,由渡江北来的叶挺军长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兼指挥,罗炳辉为副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
同时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新四军第4支队内部展开了揭露和批判高敬亭的斗争。这场斗争,对肃清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推动东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后将高敬亭作为阴谋叛变分子,申报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批准,予以错误地处决了。
各位读者看久了未免乏味,笔者在这里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以娱诸君。
就在1939年这一年,新4军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他立刻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他的这封求爱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且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谈谈。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研究掩护下的反共宣传,愈演愈烈。   
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在全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破坏了抗日团结,而且,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发展前途如何?如何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这些问题、而又缺乏明确的认识。毛泽东说:
“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的三民主义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地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5月,毛雪华来到延安,他在延安兵站住下后,一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派名毛远荣,是韶山第1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给他沏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登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又决定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
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以后,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去看望叔叔。
毛雪华第一次去叔叔家,看到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地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
“土豆好不好吃?”
毛泽东问道;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
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出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演讲,他说: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
1939年春夏之交,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第8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都出席了大会。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据欧阳山尊回忆说:江青“很令人瞩目”,“可能这是她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毛泽东在庆典上讲了话,他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从来就没有自主的权利。出嫁以前一切听父亲的,出了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还要听从儿子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控制妇女的法律,中国妇女被紧紧地绑在这种封建道德上,没有一点自由。今天你们在这里集合开会,成立女生大队,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要你们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妇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无从谈起,所以你们首先应该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才能使全国妇女得到解放。”
毛泽东的话赢得会场上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担任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总务主任兼教员的张文秋,与毛泽东在武昌一别,已有10载,她见了毛泽东心情特别激动。散会之后,张文秋随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很快就认出她来,高兴地说:
“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回答说:
“报告主席,我现在叫张一平。来延安已经快1年了。”
“噢,改了名字,就不来看老相识了?你不够朋友哩!”
毛泽东依然是很风趣。张文秋说:
“主席,我一定去看望您。”
原来,张文秋是在1929年七八月间和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这年冬天,张文秋因怀孕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狱长,要和丈夫见一面。获准后,她上前紧紧地抓住刘谦初的手,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流。
“你出去后到那儿去啊?”
刘谦初问。他看张文秋摇头,就用暗语说:
“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
张文秋知道丈夫说的妈就是党,这才点点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就叫个‘思齐’吧。”
刘谦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产党人被押赴刑场,他就义之时,年仅34岁。不久,地下党组织转给张文秋一封刘谦初在临刑前用暗语写的一封遗书。刘谦初在遗书中的称谓是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他在遗书中所说的“母亲”就是党组织,“兄弟”即同志。刘谦初在遗书中写道:
丽娟: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着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在刘谦初牺牲整整7年后,张文秋于1937年来延安。她在来延安的途中,认识了同行的陈振亚。陈振亚在北伐战争时,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后跟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他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反围剿的斗争。1930年,他在激战中受重伤,失去了一条腿。陈振亚在1937年冬天和张文秋结为夫妻。
在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观看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演出的歌舞晚会,舞台上正在演话剧《弃儿》,剧中的小主角——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衣衫褴褛,紧紧地追在拉走妈妈的警车后面,令人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毛泽东看着舞台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一度流浪上海,无人照料,也都沦为弃儿。他观剧生情,深深地被剧情打动了,眼窝里溢满了泪花。戏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剧场里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应着毛泽东的提议。于是,最后两幕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小演员叫到身边,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
小女孩说着,顺手一指: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顺着她的手望去,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了过来。毛泽东问陈振亚:
“这是你的孩子吗?”
陈振亚说:
“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一平的孩子,我是思齐的继父。”
当毛泽东知道这个6岁的小女孩就是老战友刘谦初的遗腹子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神情异常严肃,对陈振亚、张文秋说:
“刘谦初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要好好教养她。”
毛泽东弯下腰,抚摸着刘思齐的头,笑着问刘思齐: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小思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操湖南口音的人,歪着脑袋认真地想了想,向爸爸妈妈投去征询的眼光。张文秋和陈振亚都笑着点点头。刘思齐就羞答答地向毛泽东喊了声:
“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兴致勃勃地说:
“既然是我的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刘思齐懂事地点了点头。
此时,张文秋正怀着她和陈振亚的女儿,这个女儿在1938年秋天出生后,按照陈振亚的意思让女儿随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又叫做邵华。
且说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是你们的3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3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3年以来创造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
“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3年是这样,以后3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国妇女》杂志题诗,以资鼓励: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道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教育青年,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到朱德、彭德怀1939年4月2日的电报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没有记载,当然不可妄加推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摆在他眼前的“等级制度”、“3等9级制”这些刺眼的字眼,恐怕是他很反感的吧!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从小恨的就是不平等,他在学有所得之后就立志要改变不平等,在创建了人民军队之后就是要消灭不平等。况且朱德、彭德怀在民族危亡关头、在全民抗战的条件下提出要以“等级制度”“兴奋干部”“兴奋部队官兵”,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毛泽东早就提出的建军原则相悖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朱德、彭德怀都非常熟悉的《古田会议决议》。后来,毛泽东在特定的条件下违心地同意军队实行军衔制,又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断然取消了军衔制。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灭等级制度、消灭阶级,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制度。再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只收工本费20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或淘宝搜索:毛泽东大传东方直心;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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