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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国民党将军与方志敏的生死情怀——狱中结识方志敏

2014-06-05  作者:胡逸民  来源:  

  “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活到七十岁的大有人在。我今年九十有五,从香港回故乡浙江永康县定居已有三年。年虽老迈,身体尚健,回忆往事,记忆犹新。我有幸活到这般年纪,而今所写的是我亲身经历的记录,是真实事实。

  走上政界当法官

  我于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在浙江永康县山西村的一户农民家里。有兄弟五人,一姐,我排行第四,小名彭济,学名原为致民,后改逸民,别名耕莘。我的兄弟自幼从父务农,唯我读书,得力于母教,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二十岁金华中学毕业,二十一岁考入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本科,二十五岁毕业,名列第三,成为法学士。一九一六年北洋政府举行第一次全国文官高等考试,我赴京应试,考中司法官,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

  文官高考时,我认识了一个广东人,名叫谢湘。他考中外交官,是我走上社会结识的第一个好友。我与他同去广州,由他介绍认识香山县县长朱卓父。朱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于是朱带我谒见孙先生,从此就在香山落脚,加入国民党。广东省审判厅派我为香山县分庭推事,兼任县署专审员。我初出茅庐,便受到孙先生重用,决心为他尽忠效力。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拿着他签有“孙文”署名的介绍信,赴开封为联络代表,联络河南、陕西势力,发展革命力量。河南省督办胡景翼拿出一笔钱给我去北平办《国风日报》,后报纸被军阀禁封。我正想回广东报命之时,孙中山先生应邀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北平,参加国民会议,谋求达成和平统一的协议。当时欢迎的人群成千上万,盛况空前,我也前去欢迎。随同孙先生来北平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和汪精卫、邹鲁、于右任、李烈钧、吴稚晖等。孙先生未来北平前,已身患内病,此次转辗到北平后病情一天天加剧恶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溘然逝世。我为失去国父,悲痛不已。孙先生患病期间,我跟随于右任常去医院看望,去世后,灵堂设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中间,追悼的人群如山似海。追悼会后,遗体移至西山,由几位元老亲自扶灵榇至公园门外,再由灵车驰往西山,我捧香炉站在柩前,以表效忠。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局剧烈变化,各派势力斗争,局势动荡不安。后来大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进行北伐。我由吴稚晖提名任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北伐军从广州出发到韶关,自宜章越大庾岭到衡阳,沿粤汉路前进,直取汉口。路经江西安源煤矿公司时,工人围控揭发经理黄鸿钧贪污公款,摧残工人,无恶不作,请求为民除害,经我审查后,把他枪毙了,此乃我执法的第一刀。南昌军阀卢香亭,属孙传芳五省联军之一,负隅顽抗,有截后路之危,被击败于南昌,俘虏其军长唐福山、师长张凤歧,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与我同审后,将唐、张两人枪决,以振军威,此乃我执法的第二刀。北伐军设行营于南昌时,第三军部下之士兵闹军饷,围困行营总部,被侍卫团抓了近百人,经我审讯后,将为首者二十三人枪决,此为我执法第三刀。北伐军声势浩大,攻无不克,先后攻克杭沪,直入南京,我随总司令部同到南京。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另组政府于汉口,造成宁汉分裂。

  建造三座监狱坐三次监牢

  我一生建造过三座监狱,坐过三次监牢。自己造监狱,自己坐牢监,方知囚中苦,人道很重要。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流血事件,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蒋进行“清党”,组织清党审判委员会,委任我为审判主席,并兼任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署署长。当时被捕的人很多,我是学法律的,主张逮捕人必须重证据,方可扣押坐狱,审判时不轻信口供,认为重刑之下的口供值得怀疑,更不信捏造诬告。如被诬告的,审明后应立即释放,不可误杀一人。我又讲义气,也有通过熟人讲情而释

  放的。当时“清党”,我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多年来看到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在审判中不忍乱杀,放掉的也不少。我这样做,竟被审判委员告密于蒋介石,说我使用共产党分子当秘书,受共产党的操纵。蒋立即召我到总部,大声斥责我不识抬举,宣布撒销我审判主席之职,叫侍卫把我扣押软禁起来,后由张群出面讲情才释放,恢复自由。此时,我接家信告知父丧,当即整装回乡。治丧毕回南京,途经杭州,遇到诬告我的两名审判委员,控我通共罪名,告知浙江军事厅,又将我打入杭州陆军军人监狱,这是我第一次入狱坐牢。

  南京方面知道我在杭州坐牢,李烈钧来电求放无效,后由邵力子向蒋介石求情,电令浙江将我释放,并召我回南京总部,重任监狱科长。

  蒋介石二次北伐,攻入徐州,因军人犯法太多,捕人太众,监狱人满为患,命我建造徐州军人监狱,这是我建造的第一座监狱。蒋介石见我在这方面颇有才干,又饬湖北省主席夏斗寅拨款,命我建造汉口军人监狱,建成后,我荐亲兄胡文通任监狱长。以后,蒋介石又命我建造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我兼任监狱长。这就是我一生建造的三座监狱。

  我是文官出身而受到重用,武官对我多不服气,加上我的脾气怪辟,同僚中不无妒意,与我作对,背后捣鬼。一九三四年蒋介石率兵亲临江西“围剿”红军,设行营于南昌。不知是谁在蒋的面前进谗,电命我赴赣。七月二十三日我到达南昌,蒋立刻宣布撒销我所有职务,将我关押于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北营坊看守所。此为我第二次入狱坐牢。

  二次出狱后,我不想跟蒋介石了,弄得不好,自己人头落地,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我的家业已大,还是弃甲守业为上。因此在南京和平门外曹后村购置土地一百十五亩,创办?耕农庄,于右任为我书写“?耕农庄”四个大字和对联一副:“心积和平气,手成天地功”。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不去重庆,回到家乡永康。从一九四二年起,我在金华开设永和公司,后改永华公司,做纱、布、针织品生意。时金华已沦陷,永康还属我方,沦陷区与非沦陷区做生意,一般不用纸币,通用白银、铜元,也有用矿石作交换手段的。永康有一地头蛇,拉拢军统的人与我作对,抓住白银、铜元等是战争物资,以资敌罪名,控我汉奸罪,省政府派便衣来抓我,我在永康站不住脚,只好逃往福建、陕西等地,投亲访友,混混日子,一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责我为何不去重庆,指我有通敌之罪,于一九四七年由南京最高法院判我十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是我第三次入狱坐牢。

  狱中与方志敏相识

  我与方志敏相识,是一九三四年我第二次坐牢,与方志敏同囚一狱,关押在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的时候。

  我在看守所是特别优待号,所长、牢卒知道我的来历,所以我在监狱里行动自由,可以随便走动。方志敏入狱的一天,轰动了整个看守所,盛传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三省主席。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就上去看热闹,只见方志敏身躯长大,穿着袄裤,与方志敏同时入狱的还有三个人,一个人身躯比较矮小,左臂已断,其他两个人均负不同枪伤,四人的脸上都因行军作战晒成黑色。第二天,我抱着好奇的心情又去看方志敏,隔栅相望,我打了个招呼,起初,他对着我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好几遍,象对待敌人一样。以后,我又多次去看望,也不交谈,他也难解我意。当然,我的确也是无意的。不过,我这个人不管什么立场不立场,听到他是共产党三个省的省主席,来头不小,倒很愿意去接近他。过了一些日子,取得看守所长的同意,由所长陪到方志敏四人的囚室里,所长介绍引见谈话。进了囚室,他们请我坐,我就与方志敏交谈。我先作自我介绍:

  “我叫永一(意思是永康人,“逸”与“一”同音),我很同情你

  们,听说你们被俘,心中很是难受,我从前在‘清党’时曾经设法开脱了不少你们的同志——可爱的青年!”我以惋惜的口气说。

  “谢谢你!我们这次失败被俘,真是万分羞愧和懊恼。”方志敏慨叹地说。

  “胜败是兵家常事,失败并不是从你们开始,古往今来,有不少失败的人。”我这样安慰他们。

  “不是那么说的,我们的军队,是应该胜利的,现在我们被俘,这不能不使我们极大的痛心!咳!”方志敏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进而告诉方志敏说:“我因被诬告袒共嫌疑、‘清党’清到我的头上,被蒋介石撤职,关押到这里。”

  当他们知道我也是囚犯时,都感到十分惊讶,一时面面相觑,窃窃私语,气氛有了改变。我寻思一下,用别的话,有意撇开这一话题说:

  “你们身边大概都很困难吧!”

  “我们身边是一无所有,这并不要紧,我们向来就过着清淡的生活。永一先生,你如果有什么书籍,请借些来看,在牢里没有书看真难过啊!”方志敏说。

  “书籍是有的,等下我去捡些交所长送来。”

  这就是我与方志敏相识和第一次谈话的经过。

  《可爱的中国》写作前后

  我虽是囚徒,却当面要训斥牢卒,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我要求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进出方便。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闲谈,久而久之,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我看不出他们有丝毫愁容和怕死的表情,革命志士,大义凛然,连床沿上也用手指甲刻写着“视死如归”四个字。当时上面正在用各种方法诱降方志敏,让他写材料。为便于写材料,就把他与其他三个人分开,方志敏搬到优待号单人牢房,恰好就在我的囚室对面,这样,我与他的接触就更多了。这时,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要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我与方志敏天天拉家常,聊身世,不受拘束,无话不谈,日子一久,竟如故友。从交谈中,我知道其他三人的真姓名:一位是刘西畴,我把“畴”字分开,叫他田寿(注:时任红十军团军团长);一位是王如痴,“痴”字有一“知”字,我叫他平知(注:时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有关领导);还有一位是曹仰山,“山”与 “三”同音,我叫他祝三(注:时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有关领导)。我也把自己的真姓名告诉了他,但他写日记时还是写作永一。我把自己的出身,参加文官高等考试,当中央监狱长和入狱的经过,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了他。我生来健谈,好评政事,我们两人交谈时,总是我谈得多,他谈得少,实际上是我向他交了底。当方志敏知道我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在香山加入国民党时,总是赞扬我。他气愤地为我坐牢而不平。

  我夫人经常带些吃的东西来探望我,我也拿些给方志敏。我介绍夫人与方志敏认识。有一天,方志敏试探性地问我,能否为他捎一封信,我满口答应,保证由我夫人送到。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他对我更加信任了。

  方志敏与我除了闲谈外,就是写,写,写,写得很多很多,由我夫人提供纸笔。他常用铅笔写,也用毛笔,用碟盘当墨砚。我不知道他写些什么,有一次进去,随手翻翻他写的稿本,问道:

  “你在写些什么文章?”

  他微笑地答道:“狱中无聊得很,不过把以前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过随便写写罢了。”

  “请你仔细写好来,不要随便……。”

  “仔细写好了有什么用处,反正是拿不出去的。”

  “那暂且不管,不见得拿不出去吧!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出力。”

  “永一先生愿意替我出力吗?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写多少,算多少,至死而后已。我愿我写的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心直口快,说到就会做到,请你放心写好了。

  自此以后,方志敏确实认真地写起来了。我多次去他的囚室,都见他埋着头在写。他见我进来,就停下笔来,带着歉意地微笑请我坐,推开纸笔,准备与我拉家常,有时我也感到打扰了他,忙加阻止。我说:“我坐着看书报,你管自写好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稿子,甚至把我与他谈话的内容也写进他的日记中去。

  完成方志敏之托

  蒋介石派一头目来看守所,要我劝说方志敏自首,让我将功赎罪。我心里暗暗骂:“放你的狗屁,我有什么罪。”又暗想:“方志敏不是软骨头,要他变节自首,那是白日做梦。”不过,我利用这个“合法”的机会,与方志敏接触交谈就更加密切了。我把上面劝降的事坦率地告诉了他:

  “老方,上面叫我做说客,官厅正想重用你,关于这一点,你的意见怎样?”我嘴里说了,心里很不安,紧接着说:

  “这些日子来,我是知道你的为人的,你不是那号人。不过,表面上做说客,实际上可借这题目和你多谈谈天,你得原谅我。”

  方志敏象早有所料似的嗤鼻一笑:

  “胡先生,投降那是大笑话,自从我们被俘入狱之后,在这里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的。就是我们这次遭到失败,只能归咎于我们领导的错误,绝不是客观环境困难到非失败不可的。我们都是革命者,既遭失败,自无他言,准备牺牲就是了。投降?真正的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而没有投降敌人的。”

  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襟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得识他,是我一生不幸中的荣幸。

  过了一些时候,上面又派头目来看守所,问我劝说得怎样了。我说:“人各有志,不可强同。”诱降不成,蒋介石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事后方志敏告诉我,他对蒋介石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快下命令吧!”意思是,要杀就杀吧!蒋介石亲自诱降失败了。

  在一个黑夜里,方志敏与我作最后一次诀别的谈话。他暗暗塞给我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恳切地对我说:

  “胡先生,你一定会获得释放,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我不认识!怎么办?”我说。

  “不要紧,我这里写好一封介绍信给你。”他说着就把稿子交给我。我接过稿子,用绳子牢牢缚好,暗暗放在我的床底下。他说:

  “我们的许多谈话,不要外传,放在脑子里好好想想。”又说:“我未能完成宏愿。今后你走的路还长,望自重,要谨慎。”这是方志敏最后教诫我的几句话,我听了点点头,表示领悟,紧紧攥住他的手,不禁哽咽泪下。

  不久,难忘的一天终于来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方志敏被枪杀了。在生死诀别的一瞬间,我见他拖着一副沉重的镣铐,那坚强的眼神,毫无半点畏惧之色,两眼多次望着我。我站在牢房门口,含泪目送,向方志敏告别。我是法官出身,执过朱笔,现在看到囚友赴刑就义,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方志敏牺牲后的一些日子里,我终日恍惚,一闭上眼,他的脸容就浮在我的面前。现在我仍在囚室里,无人倾心交谈,精神非常痛苦。心想长此下去,总非办法,我的子女亲友此时也先后来探望,商讨营救出狱之策。这年秋后,请于右任讲情,由冯钦哉出面保我出狱。离开监狱时,我把方志敏交给我的一大包稿子,小心翼翼地掩藏在行装中带了出来。我没有在南昌逗留,先到杭州休息了一段时间,会会朋友,看看动静,再设法去上海,以完成囚友之托。

  大约是第二年,我选了个好日子,带着方志敏交给我的稿子和信件到上海,寻找鲁迅先生。我找到鲁迅先生的住宅,可惜他不在,无缘结识鲁迅先生,这是我一生憾事。我留下名片和方志敏的信,约定在四川路一家菜馆见面。后来是章乃器和他的夫人胡子婴

  来的,经过谈话,并一同吃了饭,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我就大胆地把稿子交给他们了。我见他们当即打开稿子,有一小筒上面写着《可爱的中国》字样,其他文字稿我就不清楚了。完成囚友之托后,心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踏实。因我出狱不久,余悸未消,国民党如果知道这件事,不知会带来多大的祸害,所以以后我一直没有去找他们。

  香港隐居三十年 回故乡永康定居

  一九四九年初,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大势已去。当时南京变成“真空”地带,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的囚犯,国民党要带走的早已带走,留下的无人过问,我们就自行释放出狱。同年四月南京解放。一九五○年端午节,我和女儿到九龙,幸得在港乡亲帮助,在香港居住了三十年。我的大儿子在台湾国民党空军服役,儿媳是产科医生,在台湾开设产科医院。台湾我是不去的,于是儿子媳妇每月寄钱供养我的生活。我得朋友相助,在九龙粉岭一带大地耕种,并取得了土地牌照,重新建立 “耕农庄”,种上蔬菜果树,圈养鸡鸭,辛勤劳动,不问政事。我还学会测字算命、看相、望风水、做道场和替丧家?佛,以资糊口。耕有余暇,读读古书,写写诗词,也作杂文,曾发表在香港的一些报刊上。我写的《我的回忆》、《虎牢吟哨》,已在香港出版。我八十岁那年,在台湾的儿子为我庆寿,我曾去台与家人团聚,不久返回香港。

  我久离故乡,思念故土的骨肉儿孙,写信给南京、永康两地的亲人联系,得家乡永康喜信,告诉我两个儿子不仅有了孙子,而且有了曾孙,生活也富裕起来。粉碎 “四人帮”后,一九七六年下半年,我第一次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永康探亲,与儿孙团聚,看到家乡巨变,子孙满堂,感到无比欣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再度回祖国大陆探亲、观光,先到杭州三儿子家,游览了西湖风景,后到南京二儿子家,参观了南京大桥,游览了金陵名胜,最后到永康西山村老家。这次回来,竟遇见方志敏之子方兰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幸事。方兰同志为了搜集其父亲狱中的第一手资料,闻讯我回来,特从江西南昌赶到永康山西村看望我。我深为其孝心所感动。在我的小卧室里,我与他同吃同住,促膝倾谈,我将种种回忆告诉了他,并录了音。方兰同志回去后,不久又专车来接我去江西作客,我觉得盛意难却,去江西住了几天,游览了庐山,瞻仰了方志敏烈士的陵墓,我在烈士的塑像前嚎啕了一场。南昌游览后,八月份重回香港,检查眼疾,证实有白内障。香港医院手术费贵得惊人,医德又差。于是,我第三次回祖国大陆,同年九月到南京,专治眼病。由南京工人医院李泰钧大夫亲自为我割治白内障,仅用二十多分钟就割下一大块白内遮体,毫无痛苦感觉。现在手术后已是第三年了,毫无后患,效果很好。在南京手术后,又回到老家永康。由于饮食起居不慎,生了一场病,一度危急,幸县府领导关心,当地医生精心治疗,总算转危为安。这次回来,我就不想去香港了,就在永康定居。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山西村是我出生之地,门前山是我归宿之处,残骨要安葬在故土。我叫亲人为我筹办百年大事,在门前山筑了生坑坟,把祖亲的坟墓移在一起。

  我回老家永康定居已经三年多了,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在故乡安居乐业,身心舒畅,感到晚年幸福。我的一生道路坎坷,后半生隐居默世,想不到在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召下,激起了我的爱国之心,在九十高龄之年,重回祖国故土。山亲水亲人更亲,我要亲眼看到国共第三次合作,海峡两岸同胞携手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大统一。

  一九八四年六月

  附录

  我接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经过

  胡子婴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有一个由南昌监狱中释放出狱的小官僚,受方志敏烈士之托,设法将一个文件送交党中央。因他不认识共产党员,他将文件送到我家。我们并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是当时救国会的知名人士,他认为送给我们是不会错的。我们感激他为烈士做了好事,留他在家吃了晚饭。据他说方志敏烈士是坚贞不屈的,是气贯长虹的。方志敏受过酷刑,又加利诱,后期与他同关在一个受优待的监狱里。蒋介石千方百计向他招降,而方志敏就利用了受优待的机会写了文件,在临刑前交给此人,托他出狱后交给党中央。这个文件是用毛笔写的,也是写在十行纸上的。我看字迹是与上一年我看过的信上的字是一样的。当夜我看完了它,题目就叫“可爱的中国”,四九年上海一解放就出版了。在前言中说到这是鲁迅先生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文件到我手中时,鲁迅先生已故世一个多月了。我是十一月十八日得到文件,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2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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