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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系、炎黄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2014-07-24  作者:刀郎  来源:  

 南方系、炎黄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前言:历史证明,改革前极左、改革后极右的一帮政治投机分子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群体。本文试图不断更新补充相关人员,做成一份百科全书式资料。欢迎各位网友探讨补充。)

 

  所谓的文革余孽,指的是那些在文革期间乃至整个毛时代大搞政治投机、迎合上级的政治需要、表现极左、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这个群体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依旧本性不改,大搞政治投机,他们拒不反思在毛时代犯过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全都扣在毛的头上。他们迎合某些西化派的政治需要,大搞极右,勾结美国,鼓吹新自由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共产党,反毛反共,宣传普世价值、宪政、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破坏国家安全,损害人民的利益。

  这些文革余孽,文革时极左搞乱文革,改革后极右搞乱改革:如赵紫阳、左方、吴敬琏、杜导正、胡绩伟、李锐、杨锦麟、秦晓……这帮人要么盘踞南方系、炎黄系、中青系等媒体,要么被这些媒体供上神坛,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由此可见,南方系、炎黄系、中青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作家丁玲在改革开放后曾说:“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文艺报:丁玲并未远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03-11/51560.html )真正的文革余孽并没有被清除。

  与搞政治投机的南方系、炎黄系相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左派的代表人物,如邓力群、马宾、魏巍、李成瑞等,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现实,却坚守人民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文革理论,这些人在文革中恰恰都是偏右的,都是被打压的。

  可见真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始终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绝不会搞政治投机,也不会从事于国于民有害的事情;文革余孽则站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的对立面,左的吃香就搞极左,右的吃香就搞极右,人民的利益从来只是他们用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幌子而已。

  六十年是一个整体,对照一下这些人在改革前后两个30年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正是因为存在大量这样的投机分子,我们的新中国才有着这么多的历史阴暗面。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从文革极左到改开反共、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杨继绳因写了《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了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的结论,正好契合了多数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势力和右派知识分子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情感需要,更契合了海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反共反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杨继绳此人在80年代就因积极批评文革而受到重视,并与赵紫阳一起并肩战斗,而后进入《炎黄春秋》任副社长一职,常年主抓《炎黄春秋》反共反毛、虚无历史、鼓吹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工作,成为极右派当中相当著名的一员干将。

  但就在离80年代并不遥远的70年代,杨继绳却是一个在文革当中表现优于常人、极力崇拜江青的极左分子。

  据清华教授李定凯回忆,他大学与杨继绳同一个系,杨比他高4届。李定凯披露说:

  “文革开始后,他是我系批判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资反路线”较早的一个学生,是‘云水怒’战斗队的主要成员。因为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也参加了那个战斗队,所以我听说过杨继绳的一些事,后来也接触过一次杨继绳。

  我头一次听说杨继绳,是在文革开始后没几个月,他被作为根红苗正、文革中表现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代表特别挑选到新华社当记者,以加强新华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当时这在我系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其他66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还在学校里参加文革,我系只有他被选到新华社当记者,算是按期参加了工作,当然被视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成为‘云水怒’战斗队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后来杨继绳被分配到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工作。

  1970年3月,我毕业后留校,在校办工厂当‘新工人’,7、8月间,我和我的那位同学一起被派到天津第一发电厂实习。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的同学邀我一起去见杨继绳。杨继绳的住处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交谈。因为他是高班学长,又在新华社经历了几年文革的洗礼,见过大世面,再加上和他头次见面,我自然听得多,说得少。言谈之间,我感觉杨继绳对毛主席特别崇拜,对江青也很佩服,他特地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或者是夹在钱包里,记不清了)的一张毛主席、江青和李讷小时候在延安拍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流露出似乎很深的感情。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很新奇,也生出对杨继绳的一种神秘感。”

  在李定凯的印象中,文革当中的杨继绳是一个非常左的角色。所以当他听说杨继绳成了《炎黄春秋》的干将,极端反对毛主席时,便“十分惊愕”。

  李定凯打电话向他同学咨询杨继绳的情况,“我的同学告诉我,杨继绳家里很穷,过继给他的伯父,他从小上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靠国家培(供)养。在1971年林彪倒台后批林的时候,杨继绳还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他写过一篇内参,反映军队占用地方学校校舍的问题,还受到了中央(毛主席?)的肯定,他很自豪。文革后杨继绳批文革也很积极,所以“89动乱”前在新华社蛮吃香,但是赵紫阳的下台影响了他的仕途,好像还被批评或处分过。据说后来香港出的赵紫阳访谈录就是杨继绳采访的。”

  杨继绳走向极右的过程中,对极右派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人”。而事实上,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历经数年的辩论,真相已经相当清楚。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对话,孙经先指出,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导致1960年—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孙经先提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最终以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质疑意见而告终。

  后来,网友宪天做了一篇《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的新闻报道,杨继绳情绪激动地做了一个公开声明,在声明中却并不正面回应学术问题,而是粗暴地提出:“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其实杨继绳《墓碑》一书出版之后,就受到来自学者和网友的广泛质疑。网友鹤龄提出,杨继绳为了坐实“饿死3600万”的历史谎言,竟到了捏造自己父亲饿死的地步。

  鹤龄质疑为何杨继绳家乡只有他父亲一人“饿死”:“杨继绳的家乡下湾有多少人?饿死了多少人?他没有说。是不知道吗?不可能!全中国饿死的人他一概全知,难道自己的家乡反而会一概全不知!

  他肯定全知,但他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乡没有饿死人,与他的《墓碑》不能时刻保持协调一致,所以,他不好说!不过,他虽不说,馅还是露出来了。”

  鹤龄又质疑杨继绳父亲死亡日期,不在自然灾害期间内:“他父亲死的时候是1959年的四月底,这个时候,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起动‘正常程序’!

  就算杨继绳的乡亲行动迅速,提前跨入了大饥荒。杨继绳又面临了一种更加尴尬的局面。1959年4月底,他的家乡人就把树皮树根啃光了。接下来还有漫长的三年啃什么?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块,那么,他家乡的人必定全部死绝,一个不剩!”

  鹤龄接着质疑,杨继绳父亲出生于1889年农历6月6提,死于1959年4月底,他父亲死时已经快70了,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平均寿命50来岁的年代,杨继绳父亲已算少有的高寿,何来饿死一说?

  李定凯就杨继绳描述的1959年4月湖北浠水出现大饥荒、树皮吃光、饿死人的情况也提出了严重质疑,他强烈建议年轻同志到杨继绳家乡湖北浠水去做实地调查。李定凯回忆说:“我是安徽人,老家在巢县农村。1958 — 1961年在合肥读初中,1961 — 1964年读高中。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很多来自安徽各个县的农村,如肥西县、肥东县、庐江县、萧县等等。安徽是1960 — 1962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杨继绳所在的)湖北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王任重,在全国执行政策是比较好的,再加上湖北的自然条件好,所以困难程度是比较轻的。

  安徽农村的真正困难是从1960年春天开始的,1959年4月还处在58年大跃进的余韵氛围中,没有发生大面积缺粮的情况。从1959年冬天到1961年冬天,在我的同班农村同学中,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家里有饿死人的,大家只是说农村缺粮严重,吃不饱,得浮肿病。家在肥西县的一个姓许的同学说他的家乡发生了死人。在我们同学中,当谁有家长到学校来时,同学们就每人省出一个馒头给来的家长吃,剩下的再带回去,这样互相帮助。学校是食堂制,不大可能同意学生把定量的粮食领出去。1962年开始,情况就大为好转了。

  请大家把眼光放得更宽些,读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1959.1 — 1959.12)、第九册(1960.1 — 1961.12),就会明白当时国家大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可以戳穿杨继绳的谎言。1959年2、3月间中央开郑州会议,毛泽东集中力量想打通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纠正急躁冒进、共产风,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1959年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严肃地指出‘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3月5日,毛泽东写了郑州会议纪要,其中有:‘(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3月8日,写了转发湖北省委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3月15日,又写转发湖北省委报告的批语;3月16日,给王任重连写两封信,讨论农村工作。从1959年3月9日到5月2日,毛泽东连续写了6封党内通信。这个期间,从地方到中央都没有说到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4月,西藏平叛。5月3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报告粮食问题,布置夏秋两季粮食收购、销售、储备、出口政策,也没有提到缺粮严重的问题。7月5日,毛泽东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写批语,还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1959年7、8月份开庐山会议,起初毛泽东是带着信心去“纠左”的,会上彭德怀等人发炮提意见,也没提到饿死人的问题,只是说大跃进比例失调,得不偿失,造成困难等问题。如果1959年4月湖北就发生了吃光树皮,饿死许多人,全国就不得了了。那么,不仅西藏平叛的仗没法打,庐山会议就会更闹翻天了。李锐的庐山会议揭秘,揭出杨继绳那么多的“墓碑”了吗?没有吧?这说明,1959年庐山会议前,‘墓碑’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困难是发生在1960年,所以1961年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李定凯最后说,“把前前后后的事连起来,杨继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变来变去,什么浪头有力就赶什么浪头。对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杨继绳不单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还是资本主义的鼓吹手。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笫8期发表了“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一文,这是他为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文章编成的小册子《起点》、《转折》所做的序言,该文中,杨继绳罗列了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四条道路:

  一条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在这里把法西斯帝国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一条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解体;(他在这里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与后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前苏联进行混淆)

  一条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杨继绳对其进行美化;

  一条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美国为代表,杨继绳同样对其进行无尽的美化;

  这样,杨继绳完全不提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奴役的残酷事实;不提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昧着良心抹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的丰功伟绩;故意歪曲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把修正主义内部上台,帝国主义外部和平演变下推行休克疗法私有化造成的恶果,归罪于社会主义。

  杨继绳就这样肯定了资本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

  杨继绳说:“中国的改革目标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杨继绳这里所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么?

  而且,杨继绳反对马克思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

  杨文中明明白白地说“资本是贪婪的”,“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它还清清楚楚地说“近两百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可是杨继绳话锋一转,十分明确地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节制资本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

  杨文主张驾驭资本。那么由谁来驾驭?怎样驾驭呢?杨继绳提出了“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是金主政治,受到资本垄断财团寡头的操纵,而所谓的完善市场经济中,也是资本为王,由垄断财团兴风作浪。根本看不出在杨继绳所心仪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如何“驾驭”了资本。其实杨继绳唱的依旧是资本主义为自己辩护的老调而已。

  在这个老调下面,杨继绳鼓吹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专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目的昭然若揭。

  《南周》老主编左方:改革前搞抄家是极左,改革后接轨民国成极右

  《南方周末》的老主编左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左方是《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是南方系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的许多南方系骨干均由其培养而成。 

  《南方周末》老主编左方,在文革期间是个极左造反派。他自己称,“1966年文革中,我是个造反派,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我夺过南方日报的权,我可以发动十万人上街。”“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整个思想都是造反派的思想”。

  文革开始时,左方在南方日报任职,已经33岁了。有人说他文革期间“狂热”,但从左方自己披露的信息来看,我们却看不出任何“狂热”的迹象。左方在文革当中的一切“极左”行为,都是深思熟虑、甚至缜密调研之后的结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时,《南方日报》研究要不要转载。左方当时吃不透中央的精神,于是向部门“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部门接受了这个意见。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高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人物,在不久后,“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左方“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退到后边去了”,如此强烈的政治信号,对于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以察觉的事情。于是左方“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 他要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实现巴黎公社原则”。

  第二个例子是,江青指示搞“全国新闻界造反派的组织”,“各个省传媒两派都跑到北京去申请参加”。因为通过了就是“造反派”,所以左方很看重这个事情,做了细密的调研。左方“在北京的同学很多”,探得了口风,“了解清楚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标准,他们的审查的标准是三条,一条是封报纸,第二条是反工作队,第三条是反本单位的走资派。”左方了解清楚之后,就申请参加江青的那个造反派组织。由于事先知根知底,左方申请加入江青的造反派组织的过程顺风顺水,“我们不仅被接纳了,还吸纳为这个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1]

  可见,左方在文革期间搞抄家、夺权、极左,都是综合各方政治信息做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绝非头脑发热的结果。

  文革之后,左方开始“反江青”。但毕竟之前是造反派,于是“坐了七年的冷板凳”。

  这个时候,左方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并得出了一个指导他下半生行动方向的结论:“上百年的共产运动结束了,这个阵营很快就要崩塌。共产主义要改造人性是不可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初我已得出了这个结论。”

  左方得出这个重大结论之后,与报社筹办了《南方周末》,定位是“为中国改革最前沿阵地广东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介绍广东开放新情况、新经验,这才是全国最关注的。第二个就是启蒙。”

  口号是冠冕堂皇的口号。但是,“开放”什么?“启蒙”什么呢?左方提到,“我们就把香港和台湾的歌星都介绍进来,这大概就是南方周末最早的追求”。

  当然,《南方周末》后来不满足于只宣传港台明星,开始转向社会关注。此时,左方有的是关注港台明星的经验,对于社会关注的经验甚少,左方开始向各方取经,其中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叫做黄文俞的人。黄文俞告诉左方,要借鉴一个“叫邬维梓的特级右派”的办报经验,借鉴“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一些报纸”的经验,跟解放前“公开接轨”。黄文俞明确告诉左方,“你不要想要创一条什么新路,你倒回去就行了嘛。我说倒到哪去?他说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在于,要强调“传媒的商品属性”。左方称受黄文俞的影响,他办报的追求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结束”、“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的“时代结论”指导下,在与“上世纪30年代”“公开接轨”(其实就是和国民党接轨)的办报理念指导下,左方操刀的《南方周末》,开始转向关注社会与时政,渐渐参与政治,走向了极右之路。

  复辟资本主义、复辟民国、结束共产主义运动,左方和《南方周末》的极右之路,恰如其在文革期间的极左之路,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之路,是罔顾民族安危、百姓利益的文革余孽的典型做法。《南方周末》,从而也是一份文革余孽办的报纸,是货真价实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1]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21653785.html

  [2]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http://jiaren.org/2009/01/21/zuofang-nfzm/2/

 

  极右总司令赵紫阳:改革前极左,改革后极右

  赵紫阳是南方系、炎黄系心目中的偶像型人物,南方系、炎黄系常年来为赵紫阳大唱赞歌,实质是勾结美国,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道。然而,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力推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赶共产党下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代表人物赵紫阳,在改革前是个极左人物,在大跃进期间不顾百姓死活,搞浮夸风,制造了“千斤县”的假典型。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广东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为了表示自己能干,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赵紫阳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到了1959年,赵紫阳吹牛出现了漏洞, 因为既然广东这么高产,那么小岗村还要吃返销粮, 支援兄弟一点总没有问题。可是广东的粮食是吹出来,怎么办,赵紫阳还是有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 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毛泽东被赵紫阳误导,于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大跃进智斗毛泽东,赵紫阳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57583.html

 

  吴敬琏改革前是拼命“左”,改革后拼命右

  吴敬琏在五六十年代经济研究所中的不干净行为

  据百度百科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狄超白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林里夫任支部委员。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孙冶方调任经济研究所接替工作。文革期间定为“招降纳叛”。林里夫的老友顾准也再次“挨整”。】( http://baike.baidu.com/view/7634877.htm )

  当时年轻的吴敬琏在经济研究所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都有很不干净的行为,很多当事人的证言都可以证实。曾做过吴敬琏九年助理的柳红,在她的一封公开信中直接质问吴敬琏的历史问题:

  【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经济所同事,以及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老一代的林里夫,同代的董辅礽,下一代的一批人等等。】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柳红: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2012652446_2.html)

  吴敬琏的这些行为,给他的同事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据柳红的调查:

  【“我最近得知您曾经的同事,后来贫病交加,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关掉电视,痛苦得不能看。”】

  吴敬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行为

  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谁能想得到,而今吴敬琏居然被塑造成改革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和擎旗者,摇身一变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国共识网刊文(《赵燕侠:变脸“泰斗”——吴敬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68453.html)称吴敬琏是个变色龙:

  【六四事件发生前的1988年大赞赵紫阳而大贬李鹏,但六四事件刚结束,吴敬琏就写文批判赵紫阳,使李鹏如获至宝,印发中直机关干部阅读,但吴不承认他写过这篇文章。当时,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使批赵派停止攻击赵紫阳,吴敬琏的檄文也没有扩大散发。】

  吴敬琏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而他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

  秦晓——发起组织西纠老舍投湖自尽,改开后集官学商为一身并擎普世价值大旗

  据《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83044284.html ),秦晓在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

  而据《联动覆灭记》(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11/264468.html )分析:

  【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老舍之死)。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联动”、“西纠”基本情况如下:

  【“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

  【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

  【1967年1月,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接下来举行了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其中,纠打老舍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就属于西纠。(http://xzj.2000y.com/mb/1/readnews.asp?newsid=172759 )

  据浩然在《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中回忆,

  【1966年8月23 日,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8/249924.html )

  1966年8月25 日老舍投湖自尽。

  西纠当年的红卫兵很多是小孩,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一部分人坐了牢,受了教育,未来还是能走上正轨。因此,当年的西纠在后来有了分化。但像秦晓这类人则越走越远。

  改革开放后,秦晓等高干子弟近水楼台先改开,率先出国留学经商。秦晓成为超级央企招商局集团的主席后,集官学商三重身份与一身,民间称之为超级大买办。后又开办私营博源基金会。让秦晓成为公众焦点的事件是,秦晓一手造成的“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前者是以超低价卖出,造成四百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是以超高价买进,同样造成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二者都是教科书般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而造成如此天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后,秦晓高调亮相主流媒体,擎起“普世价值”的大旗。(《恒旭:既得利益者秦晓凶猛“普”来,党中央并左翼和群众应着力应对》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2/207182.html)

 

  杜导正——当年拼命闹“极左”,如今拼命诬赖毛泽东

  据《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杜导正》(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其中爆出了杜导正早年的很多“极左”行径。

  草菅人命:

  【“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

  反右、文革、整人

  【“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

  【“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

  【“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

  【“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大跃进”中大闹“极左”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

  改革开放后拼命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

 

  【“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

  【“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

  杜导正后来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多年来,《炎黄春秋》一直在极其卖力的做着反对公有制、鼓吹私有制和曲解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等勾当。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各路学者和媒体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炎黄系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大本营。

  据杜导正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炎黄春秋》社长亲自上阵,直接污蔑毛泽东同志“建国之后有大过”:

  【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

  【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

  【(毛泽东)“打击不同意见”,“闹人民公社,锅碗瓢盆一概归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

 

  炎黄系骨干胡绩伟——“大跃进中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

  胡绩伟先是在58年“大跃进”中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先是拼命“左”,然后拼命右。 .

 

  郑必坚——“两个凡是”发明人,后来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赵紫阳的御用写手

  郑必坚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

  《半月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两个凡是出台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八九风波”之后由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的张云声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喻权域对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龚育之作为“两个凡是”的发明者之一,不仅没有像华国锋那样被边缘化,反而在改革开放年代节节高升到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的位置。龚育之2007年6月去世,生前是中国著名反共刊物《炎黄春秋》的重要支持者,其晚年文章甚至遗稿都尽量发在了《炎黄春秋》,被《炎黄春秋》列为核心作者。

  而郑必坚比龚育之更辉煌。

 

  胡耀邦赵紫阳的御用写手

  据《光明日报》网站(http://www.gmw.cn/02sz/2008-04/01/content_790861.htm)、《中国高层文胆》一书对郑必坚的介绍,之前“极左”的郑必坚,反而得到胡耀邦、赵ziyang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先锋、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的提拔重用: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

  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

  ……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干部中参加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次数最多的一位。】

  看郑必坚的言行,发明“两个凡是”是其重大的愚蠢的败笔,这给社会主义带来惨重灾难。但是,奇怪的是,郑必坚不仅没受到整肃,反而得到胡耀邦、赵ziyang等新自由主义改革先锋、资产阶级自由化领袖的提拔重用,从此,郑必坚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两个凡是”那样的严重漏洞。像吴敬琏、茅于轼们赤裸裸地坚持新自由主义不同,郑必坚的发言相对滴水不漏,但却往往意味深长。(《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1/12/248978.html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郑必坚之后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可谓不倒翁。

 

  炎黄系骨干李锐在庐山会议上陷害彭德怀,改革开放后疯狂反毛反共

  著名右派李锐总是拿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来哭诉。然而当时对李锐这一小人物处理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谋,李锐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锐一直对此语焉不详。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11/107109.html )的文章揭露了相关内幕: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随后党史专家金春铭对此做了考证:“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李锐随后在辩解中尽管大骂张杰“诽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了部分事实: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

  改革开放后,李锐更加疯狂造谣的反毛: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

  (《雨夹雪:李锐终于走到了末路》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59204.html )

 

  三姓家奴的阮铭

  据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9%8A%98 ),阮铭一生政治立场多变,从“极左”,到改革先锋,到叛逃美国,到成为“总统顾问”台独干将……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极左”生涯

  【阮铭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宣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则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革委员会主任等职。

  这期间阮铭以极左面目出现,迫害知识分子。曾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钱伟长、马琦等右派知识分子,并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周扬。卡玛·亨顿的电影《天安门》里有当年阮铭身佩大红袖标,主持万人批斗大会的特写镜头。】

  改革干将

  【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中共元老王震撤销为止,阮铭曾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过。

  1983年,阮铭被开除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一说是他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迫害知识分子。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

  叛逃美国

  【1988年,阮铭离开中国,滞留不归,先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访问研究。

  阮铭也积极参与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是总部位于纽约市的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会成员。】

  “总统顾问”台独干将

  【2002年,阮铭在台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阮铭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被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极力主张台独,多次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主张废除国统会。阮铭说,“台湾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也不要上国民党的当,什么九二共识,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2011年5月14日参与成立“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并担任常务理事。】

  结语

  南方系、炎黄系对以上这些事实的“选择性遗忘”本身就是一个投机姿态。这些人中,左方成了《南方系》的老主编,杜导正成为了《炎黄春秋》主编,李锐成为《炎黄春秋》的核心顾问,吴敬琏被《南方周末》捧为“2010年中国梦践行者”,至于赵紫阳、秦晓、胡绩伟等人,南方系、炎黄系多次刊吹捧他们文章。由此可见,南方系、炎黄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当年在文革、大跃进中做尽坏事的投机分子与改革开放后的投机分子恰恰是同一拨人。这拨人搞乱了文革,造成了文革的黑暗面诸如抄家,也搞乱了改革,造成了改革的黑暗面诸如贫富分化。这帮人如今相当大程度上把控了国家的传媒体系,能极大地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对中国危害必定越来越大。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建议党中央应该把这批文革中搞极左、改革中搞极右的投机分子及其同党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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