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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夏伯阳徐海东

2014-03-13  作者:  来源: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

  徐海东与家人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3]

  1933年初春,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未果,自损3000余人。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大计。徐海东直言沈泽民为“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顾自己喝饱吃足,不顾红军战士死活。”沈大怒,当场推押其出会场,命作检讨,并拟以“肃反重点人物”处置。当是时,忽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徐海东暗忖:冤死不如战死。遂直奔前线,脱棉衣,赤膊挥刀,浑身筋突,率交通队官兵冲向敌阵。敌军大骇,溃退。沈泽民目睹此景,亲往慰问徐海东将军。沈紧握将军手曰:“惭愧,惭愧,险些误杀忠良。”将军曰:“杀了我,谁去杀敌人?”

  1934年12月上旬,徐海东将军率红二十五军于陕南庾家河与敌激战。一弹洞穿将军左眼底,由颈后出。将军昏迷四天四夜,醒后第五天,即由四人抬着指挥作战,屡战屡胜。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将军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两至三日。将军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将军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徐海东将军闻战则喜。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愈,精神焕发。将军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至大别山。徐海东将军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徐海东将军自谓曰:“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徐海东将军治军极严,有时挥鞭挞人。某人提意见言:“军阀主义。”将军曰:“不打好人。”仍不改其习。长征途中某日,大雨。部队宿营某村,夜半,前方传令:“快速前进”。其时,敌前堵后追,官兵亦十分疲劳,号声嗒嗒,全然不觉。

  徐海东将军殿后,挨家挨户检查,挥鞭先将团长政委抽醒,逐屋挞之,共驱出200余人。某人亦在内,后将军问之:“不用鞭抽你,你能活到今日?”某人无言以对。1935年冬,毛泽东派杨至诚向徐海东借2500块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将军问供给部查国桢部长:“家底有多少?”查答:“7000块。”徐海东将军毫不犹豫命令:“留2000块,拿出5000块,送中央。”故毛泽东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4]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历史壮举--长征。 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很快逐级反映到军委首长那里。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的报告,也工工整整地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几上。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其中几个数字特别醒目: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徐海东怎能不知自己部队同样面临困难。他默默踱到窗前。室外,大雪纷飞,朔风呼啸。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徐海东倏地转过身来,说道:“我们的日子虽然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过那么多山山水水,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毛主席!需要中央红军数千阶级兄弟!无论如何,我们要尽量抠出钱来,保证他们渡过陕北的这个冬天!”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东征,打开通往抗日前线的道路。月底,毛泽东在延长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指挥下,兵分三路:中路由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红十五军团224团及陕北红三十军,巩固和保卫占领区域,以策应两翼;右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及81师,南下晋西南,向运城方向攻击。在部署左路军时,彭德怀说:这一路任务比较艰巨,渡河后要全力北进,向晋西北发展,直接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太原,这个任务由徐海东、程子华的红十五军团主力承担。周恩来插言道:徐海东同志是从大别山成长起来的,打起仗来勇猛顽强,点子又多,听说他那个“先疲后打”的方法就让敌人吃了不少亏,都叫他是“徐老虎”,大别山的地方老财和国民党部队一提到“徐老虎”就头痛,真是唯恐避之不及呀!周恩来刚说罢,毛泽东微微一笑,指着徐海东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这是放老虎出山了。很对不起那位阎老西子,猛虎下山,该有他的苦头吃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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