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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与叶挺共同组建新四军

2016-11-14  作者:整理  来源:红色故乡  

   导读: 国共双方商定后,将10月12日作为新四军的建军日。为密切配合叶挺搞好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中央组织部特别注意到尽可能有利于与叶挺军长的协调配合。最早提出的名单中就有张云逸,提到他与叶挺同乡、同校,在同一部队参加北伐,近期还与叶挺取得过联系,两人关系极好,是最合适的参谋长人选。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9年,张云逸(前排右二)与叶挺、邓子恢、罗炳辉等在一起。

  

 

  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在武汉。

  

 

  1939年,张云逸(右一)与叶挺(左一)在新四军第4支队第9团驻地。

  2016年是叶挺将军诞辰120周年,也是将军殉难70周年。叶挺将军被后人称作“未授衔的元帅”,他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树立了不朽的功勋,最后以身殉国。

  本文着重叙述在他一生中几个关键时刻和张云逸同志的关系。

  黄埔陆小校友

  “铁军”中并肩作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开展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张云逸赴华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5月中旬到达香港。

  中央派遣张云逸到华南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慎重研究的。张云逸1908年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1909年秘密加入同盟会。他和邓演达、陈济棠、薛岳、张发奎等国民党著名将领都是第四期同期的同学,和叶挺也是陆军小学的后期校友,他们彼此都很熟悉。1910年张云逸和陆小同学一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1911年又参加黄花岗起义。张云逸在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参加讨袁、护法、东征、北伐。1917年张云逸在大元帅府参谋处任上校参谋,曾与蒋介石共事,此时叶挺任政府卫队的营长。1924年张云逸被派往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5年任粤军杨锦隆独立旅参谋长、建国粤军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第四军十二师参谋处长,叶挺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独立团作战时归属第十二师指挥。

  1926年8月,在汀泗桥战斗中,北伐军与吴佩孚部队激战,阵地多次得而复失,打的都是硬仗、恶仗。为扭转战局,27日,张云逸等协助张发奎作出决定:调动总预备队叶挺独立团投入战斗,绕道守军侧后实施攻击,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北伐军突破守军防御,攻克了汀泗桥,歼灭了吴佩孚部两万余人。

  1927年3月,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张发奎任军长,张云逸任二十五师参谋长。叶挺任二十五师副师长,后任二十四师师长。张云逸和叶挺在“铁军”中是名副其实并肩作战的战友。

  福建不期而遇

  叶挺向张云逸诉衷肠

  1924年12月1日,在莫斯科红军学院,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张云逸于1926年11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加入共产党。张云逸作为一个秘密党员,在1927年7月以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身份积极支持和掩护二十五师的共产党员叶挺、李硕勋、周士第等率二十五师大部参加南昌起义。他自己仍留在了张发奎的部队返回广州。1927年10月,张发奎任命张云逸为琼崖绥靖司令。中共获此情报后,决定借此机会在琼崖发动武装起义。后因海口驻军被桂系收买背叛张发奎,张云逸的部队被叛军缴械。留在海船上的张云逸在海南乡亲的救助下脱险,经香港赴上海找到党组织。遵照党的指示,于12月11日参加了叶挺任起义军司令的广州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张云逸和邓小平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

  1930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张云逸率领6400余红七军指战员转战五省,激战百余仗,行程一万两千里,于1931年4月到达江西中央苏区。1932年张云逸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

  1933年11月下旬,中革军委派遣张云逸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到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叶挺。叶挺是应十九路军之邀,以客座参谋长身份参与反蒋的福建事变。此时叶挺与张云逸不期而遇,感到十分惊喜,使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叶、张二人是老朋友、老战友、老同乡,久别重逢无话不谈,非常高兴。叶挺向张云逸敞开胸怀,详细叙述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将失败的责任不公正地全推到他身上,将其开除出党的事。一气之下,叶挺离开苏联跑到德国。他走投无路,在德、法、奥、等国流浪多年,靠卖豆腐、豆芽,为人打工摘水果为生,几乎到了食不裹腹的地步。后在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的帮助下,回到国内。他毫不隐讳地向老战友述说着自己的遭遇和痛苦的心情,他热切的盼望能与党组织早日联系,争取党的教育和帮助。张云逸勉励叶挺,向他介绍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中共对这次“闽变”的态度。对叶挺能为“闽变”抗日反蒋运动出谋划策,表示肯定和理解。他答应将叶挺的要求及时转达给中央领导人,并派人与他联系。

  国共合作抗日

  共同组建新四军

  1934年10月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将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1937年在陕北,张云逸任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刘伯承司令员不在期间代理司令员。

  此时,张云逸已是蜚声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中共中央认为派张云逸去做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南方各地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最合适的人选。

  1937年5月至12月,张云逸一直奔波在港、粤、桂、闽等地,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实力派人物会谈后,他们都表示同意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同意与共产党团结抗战。

  在港期间,奉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曾赴澳门会见叶挺。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带着九岁的儿子张远之在地下党员柯麟医生的陪伴下到澳门看望叶挺。他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国共谈判的进程及趋势。叶挺心情非常激动,他早就盼望着和党取得联系的一天。表示愿意随时响应中共号召,投身抗日战争。关于这段经历,张云逸的长子张远之直到八十多岁的晚年仍记忆犹新。他说:“父亲和叶挺在室内谈了很久很久。小孩子听不懂也没有兴趣,于是便和比他大一岁的叶正大到外边玩去了。”

  1937年8月,周恩来到庐山和蒋介石谈判途中经过上海,得知叶挺正在上海居住,就关照潘汉年安排时间与叶挺见面。他们二人已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有太多的话要说,但周恩来工作太忙,时间有限,于是开门见山地对叶挺说:“希夷,我正在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我们八路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件事解决好,改编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问题将提上日程。如果能谈通,希望你能参加这些部队的改编工作。”叶挺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叶挺通过与周恩来、张云逸、潘汉年等中共领导人的多次交谈,对国共合作抗日已有了坚定的信心,表明自己愿意出山,改编八省十三区的红军游击队的态度,并通过陈诚的联系到南京去见蒋介石。叶挺对北伐时期的“第四军”有深厚的感情,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这支部队改编后其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蒋对叶挺提议的番号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究竟让谁担任新四军军长颇费了一番脑筋。蒋介石明白除了叶挺外,很难再找到合适人选了。

  国共双方商定后,将10月12日作为新四军的建军日。为密切配合叶挺搞好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中央组织部特别注意到尽可能有利于与叶挺军长的协调配合。最早提出的名单中就有张云逸,提到他与叶挺同乡、同校,在同一部队参加北伐,近期还与叶挺取得过联系,两人关系极好,是最合适的参谋长人选。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7年11月21日蒋介石召见叶挺之后,不久叶挺抵达汉口,开始着手新四军军部组建工作。张云逸于12月19日到达汉口,立即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联系。张云逸的到来令叶挺喜出望外。张云逸也为能再次见到叶挺与其一起工作感到高兴。

  经过几个月与八省当局艰苦谈判,排除各种阻力,终于将新四军组建完毕。四个支队先后开赴指定的抗日战场。

  从1938年在皖南建立新四军军部到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的三年时间里,叶挺和张云逸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相处关系很好。一些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说:经常看到叶军长和张参谋长在一起研究工作。两位老广一见面不自觉地就说起广东话,周围的同志听着很好玩,就是一句也听不懂。在同志们的大笑声中,他们才用带着浓重广东腔的普通话向大家说明自己的意见。

  “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被国民党无理扣押入狱。1946年出狱后,叶挺立即打电报给延安,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1946年4月8日,叶挺和中共的领导人秦邦宪、王若飞、邓发等同志乘飞机由重庆飞回延安。不幸在黑茶山地区飞机撞山失事,机上17人全部罹难。近年从台湾“国史馆”档案中查实,此次空难是国民党当局预谋策划所致。对于叶挺等同志的牺牲,对于失去一位亲密的老战友,张云逸是万分悲痛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天才军事家。1946年4月15日,张云逸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罹难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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