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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回眸历史发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确实不妥

2016-09-28  作者:赵坤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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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庐山会议开得本来很顺利,“神仙会”,对于纠正“浮夸风”、“高指标”等“五风”问题大家本来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没有彭总这个“万言书”,第二天大家下山,分头去纠“左”,顺顺当当,难说会横生枝节。

  57年前的今天,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史称“万言书”。说是“万言书”,其实连抬头和落款只有3500多字。这样一封3500多字的信,立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直到今天仍令史学界喋喋不休。

  一、纠“左”并不始于彭德怀

  有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秉笔直书、为民请命,这就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这种说法的人,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历史,那就是他一定没有读过“万言书”。彭德怀“万言书”里列举的问题,“浮夸风”、“高指标”、“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取消统购统销”、“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等等,其实都是庐山会议议程上讨论并要纠正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1958年下半年起毛主席就发现并开始纠正。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示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党中央在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武昌会议”。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毛主席还亲自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1]。为了纠正各级干部的极“左”做法,维护农民利益,毛主席批评“共产风”的话,有些还很激烈:“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1959年3月25日-4月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主要内容是讨论人民公社整顿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4月上海会议纪要)。

  除了召开会议纠“左”外,毛主席还到各地视察、派身边人下去调查、发表《党内通信》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从1958年11月到庐山会议召开前这段时间收录了经济方面的文章17篇,全是纠“左”的,没有一片是头脑发热的,比如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一封党内通信,“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连亩产八百斤老人家都认为是吹牛。

  建国后毛主席逐渐发现,他到各地视察,往往看不到真实情况,为了搞到实际情况,毛主席还派出多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据《戚本禹回忆录》,戚本禹就被派往四川,并完成了调查报告《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因为说了实话,还得罪了四川的李井泉。毛主席把戚本禹的这份报告也批转给了大会。

  庐山会议前的这一年多时间,党内其他同志是什么态度,比如刘周陈邓,不知道,因为同是1990年代,同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刘周陈邓等人的著作集基本没有收录他们谈论经济的文章,除了陈云的三篇以外。陈云的三篇文章,两篇是讲钢铁指标的,一篇是讲工程质量的。

  庐山会议开得本来很顺利,“神仙会”,对于纠正“浮夸风”、“高指标”等“五风”问题大家本来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没有彭总这个“万言书”,第二天大家下山,分头去纠“左”,顺顺当当,难说会横生枝节。

  二、“万言书”的大致内容

  彭总的“万言书”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对照《毛泽东文集》里的那17篇文章,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毛主席说过,并且很多话说过很多遍的,除了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外。其实,毛主席虽然没有说过这句话,很多话比“万言书”严厉得多。

  对彭总的“万言书”,我反复读了很多遍,第一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第二也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问题,单纯从“万言书”找答案,我怎么也理解不了历史会把这样一封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信件推上了风口浪尖。

  老彭的“万言书”,归纳起来,内容大致有五点:第一,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第二,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第三,正在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第四,今后的工作再稳健一点儿;第五,前途是光明的。

  有的时候我甚至想,彭总的这封信,基本算是满篇正确的废话。与会大多数人就事论事地看待这封信,估计差不多也是这个观点。据彭德怀的秘书回忆:“讨论中,完全赞同和完全反对的均系少数,绝大多数是基本赞同但对个别提法和细节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

  “万言书”分为甲乙两部分: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第一段,1958年成绩很大;第二段,“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应该再稳妥一些;第三段,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第四、第五、第六段加一起200多字,也没有什么。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看标题似乎是一个指导性的论述,其实不然。第一段,“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就是大家都在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段,“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第三段,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也没啥;第五段,“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粮食估计高了,工业估计高了。这是当时与会者的共识,彭总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而已。“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他这话说的,如果已经“全部弄清”,还开庐山会议干嘛?第六段,“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标题很吓人,其实也没有说什么,无非是批评有些人急躁冒进了一些。后来一些人的回忆或分析对于这一段很敏感,戚本禹就认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剑指刘邓,要换人,因而惹翻了他们。我反复看也看不出来,大概是我没有那个经历所以理解不了;最后一段,“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大家都按主席的指示办,前途是光明的。

  就是这样一封信,一封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信,或者说是一封满篇“别人嚼过的馍”的信,居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大大的影响!

  毛主席看了彭德怀的信,一开始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不就是这几天大家议论的东东吗!于是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转给了大家。毛主席经常这么做,别人写给他的东西,他觉得有参考价值,加个标题给别人看,这次也不例外。但是,有些人看了之后觉得问题严重了

  三、为什么说“万言书”确实不妥

  “万言书”肯定不是针对毛主席的,因为“万言书”里的话基本上是毛主席讲过很多遍的,除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以外。如果是对着毛主席去的,彭总就不会给毛主席写信了。他是对着谁的,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有兴趣的可以翻一翻《戚本禹回忆录》。

  万事就怕推敲,就怕联系,人的言论是要讲究场合、方法、时机的,单独拿出来绝对正确的话,如果不分场合就可能变成谬误,如果不讲究方法也可能变成谬误,如果时机不合适仍然可能变成谬误。

  (一)老彭上书的时机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打个比方,现在公司召开一个大会,目的就是纠正公司过去一段时间工作中的错误,按照议程,发言的发言,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颁奖的颁奖,董事长的会议总结也做完了,这时你站起来说我说几句,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重复了一遍,把大家的自我批评重新批评大家一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啥意思啊?相信大家都会诧异。如果把“万言书”以外的一些东西联系起来看,估计大家都不会仅仅是诧异了。

  (二)老彭上书的动机是什么

  任何一个领导班子都是分工负责,各负其责的,中共中央当然也是这样。彭总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代替周总理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协助军委主席毛泽东把军队建设好,把仗打赢是他的分内职责,经济工作不是他分管的范围,虽然他身兼副总理。一个领导班子中,有人对别人分管的业务发表意见甚至提出批评是可以的,有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讲究方法,讲究原则。当分管领导没有认识到错误,或者认识到错误拒绝改正,这时候有可能对共同的事业产生危害,是应该提出意见的,有时也是可以坚决斗争的。然而,庐山会议上,分管领导,上自刘周陈邓等中央领导,下到李井泉、曾希圣、王任重等方面大员纷纷检查错误表示坚决纠正,会议也作出了结论,这时候,如果还有人死揪住不放,就不太合适了。

  而彭老总在会议讨论时,给他发言机会他不说,只是“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所有预定议程即将完成的时候,他却给一把手上书,典型的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难免令其他分管领导多想。这个时候,在大家眼里,信的内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想到这里,连我对老彭的动机都产生了怀疑。这里省略几百字,我怕对彭大将军产生伤害。

  (三)“黑会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一章第一节:“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件,就是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在一起开小会。当时,警卫战士给中央首长站岗值班都要做值班记录,做例行汇报,有警卫战士在值班例行工作汇报中,谈到彭德怀他们一些人经常开会不开灯,就是人进去了就熄灯,开完一两个小时的会,一个一个地出来。警卫战士把几点关灯、几点开灯、什么人进去出来,都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再上报,层层上报就报给了罗瑞卿。当时,中央已经有个防突委员会,是专门防止突发事变的,由周恩来主要负责,罗瑞卿也是负责人之一。出于职责所在,罗瑞卿看到这个警卫战士的记录,觉得很不正常:中央没有叫开这样的会,他们怎么开了?罗瑞卿实际是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为了搞清楚警卫战士记录的是不是实情,他就亲自到小树林观察。彭德怀他们不是开一次会,又一次开会的时候,罗瑞卿就把情况都观察到了。”

  “听到田家英、逄先知、李银桥都议论说,李锐当时做贼心虚,一看到罗瑞卿,四目相对,就以为他们开小会的事情暴露了,就去找主席主动交代。……林克后来跟我说,主席听了李锐的主动坦白以后,很快又听到了罗瑞卿的汇报,就找了周小舟、周惠等人来问情况。”“李锐知道主席找了他们后,生怕他们说的比自己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补充交代,说彭德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田家英他们骂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坏。”“按照林克的说法,李锐还交代过,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彭德怀打电话给军队了。”

  其他很多人的回忆中谈到“黑会”的,与此大致差不多,顶多多了几句辩解,比如“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排名第五的周惠。但是黑灯瞎火地多次聚会是确凿无疑的。

  这帮人,有握着枪杆子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有主管外交的,有地方诸侯,有笔杆子,聚在一起秘密开会,搁谁也会产生怀疑,何况李锐的坦白交待和栽赃诬陷落井下石?

  (四)与赫鲁晓夫的密谈

  “彭德怀1959年4月带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在上庐山前,刚结束对苏联和东欧的访问。有陪同他出访的人回来后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在苏期间,受到赫鲁晓夫超规格的热情接待,有好几次苏方还把中方随行人员和翻译拦在门外,通过苏方的翻译与彭德怀单独会谈。”(《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一章第一节)

  庐山会议转向后,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彭德怀,大家让他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彭德怀拒不交待,当有人要他交待与赫鲁晓夫密谈的内容时,粗中有细的彭老总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说我一句外语不会怎么与赫鲁晓夫密谈?别人反驳说,你不会外语,难道赫鲁晓夫不会带翻译吗?

  如果赫鲁晓夫没有与彭德怀有过单独会谈,彭德怀一定会说你去问一问代表团其他成员和随行人员。这说明单独会谈是真。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史料否认彭德怀与赫鲁晓夫进行过单独会谈,当然也没有见到过任何史料披露会谈内容。以彭德怀这个阅历的人,他如果没事,他不可能不明白与赫鲁晓夫单独会谈是个什么事儿,作为老党员,他应该明白向中央汇报清楚是起码的党性原则,他也不可能不明白拒不交待会谈内容会引起大家怀疑。如果没事儿,为什么不说清楚?这说明,说清楚密谈内容给他带来的威胁更大。

  (五)一连串的“巧合”?

  庐山会议之前和进行中,发生了一连串“巧合”的事情。2014年1月6日,人民网登载了《邓力群回忆:小平也认为彭总在庐山讲话确有不妥》一文,讲了这么几件事:

  1.当时有人揭发,彭德怀在从北京到庐山的火车上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

  2.“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3.在庐山会议期间,苏联大使尤金对留守北京的陈毅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

  4.“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

  把这些联系起来,确实有问题,问题大了!

  (六)一些小细节帮了倒忙

  7月23日上午,大会召开总结会议,毛主席做总结讲话,讲话中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只用“一部分同志”代替,应该说事情还没有彻底搞砸。仅仅从没有点名批评这一个细节看,毛主席对彭总其实不打算怎么样,尽管发生了那么多“巧合”的事。他们两个老战友从井冈山起,30多年了,彭总是什么样的人,毛主席清楚地很。即便有人报告说他与赫鲁晓夫密谈,毛主席也没有想得太多。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毛主席仍然是保护彭总的。但是彭老总的几个小动作,把事情彻底搞坏了:

  1.光头

  7月22日晚,彭德怀突然找到毛泽东的理发员,剃了个光头,而且刮得很亮。有点儿闹情绪!

  2.座位

  根据会议安排,上午的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人坐政治局委员后面。而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却不服从会议安排自顾自坐到了会场的最后一排。明显是闹情绪!

  其实,光头和座位问题,如果事情就此打住,顶多是耍耍小孩子脾气而已,相信以毛主席的胸怀也不会把他怎么着。

  3.“没什么好谈的”

  据毛主席的卫士李家骥回忆,散会时,彭德怀因坐在最后一排,出去最早。当毛主席与其他人边走边谈走出礼堂时,彭德怀大概回头取东西,正好与毛主席走了个对面。

  毛主席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非常生气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尽管如此,毛主席态度仍很客气地说:“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

  这情绪闹得有点儿大了!不是毛主席一人,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场,就算毛主席不在乎,其他人也不干。果然,这天晚上,其他中央领导人纷纷到毛主席住处,要求处理彭德怀问题。连“反党集团”二号人物黄克诚都觉得彭德怀太过分了。

  4.“×××!”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谷底。

  由于彭德怀的恶劣态度,会议形势急转直下。24日起,会议转到以批判彭德怀为主。

  7月27日,在毛主席住处,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找彭德怀谈话。政治局常委集体跟一个人进行组织谈话,据我所知,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毛主席是想让集体的力量,让彭德怀认个错,这事还有的好商量,还是想保他的。然而,彭德怀不仅不领情,反而严厉地拒绝大家的批评,谁批评骂谁。

  见此情况,毛主席批评他说:“老彭,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的气,这次到庐山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从称呼“老彭”可以看出,毛主席还是把他作为战友的。

  但是,彭德怀不等毛主席把话说完马上顶撞道:“为什么不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过程呢?去年,北戴河会议,我也赞成了共产风,上海会议,我才提了浮夸风的问题,这次写信,丝毫没有恶意嘛!”

  毛主席说;“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这时彭德怀呼地站起来,拉开嗓门大声吼道:‘×××!’这位大将军竟说出了骂人的粗话。”(《戚本禹回忆录》)

  这句粗话是什么,用脚趾头也可想象出来。试想,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会集体找一个副总经理谈话,副总经理不仅不接受大家的批评,还骂骂咧咧地辱骂董事长,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啊?

  果然,在场的常委无不为之震惊,不仅刘周等人闹了,连憨厚朴实的朱总也不干了。于是,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综合以上,我的结论:第一,彭德怀的上书肯定有他自己不能告诉别人的想法;第二,这想法肯定不是攫取最高权力,事实上毛主席也不相信老彭会有这种想法;第三,彭总与赫鲁晓夫不会有什么秘密交易。赫鲁晓夫跟彭总肯定谈过最敏感的话题,彭总肯定没有答应,老彭错就错在没有像陈毅、贺龙那样立即把情况向中央报告,结果酿成大误会;第四,受到批评拒不接受大家的帮助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犯了共产党组织生活的大忌。应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给了他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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