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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之女和她父亲的“文革”岁月

2014-12-23  作者:叶向真  来源:  

我和父亲的“文革”岁月   

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叶向真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叶向真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就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

 

43年后的12月,凌孜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当时流行把党政各个头头挂牌子,批斗他们,说他们是走资派”。


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


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叶向真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叶向真说到这儿,哈哈大笑说,“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


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只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刚抓起来他们,总理马上就知道了,后半夜就找我们来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叶向真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她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叶向真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1970年叶向真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叶向真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叶向真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叶向真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叶向真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叶向真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父亲结束“文革”,我拍《原野》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剑英身经百战,对秘密工作有丰富经验,因此,他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主席去世,很多人给江青写效忠信。说不定身边很信任的人已经投靠‘四人帮’了。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父亲的部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他要往哪边走动,人们就知道他的倾向了,所以他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


  “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到哪儿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的天衣无缝。“父亲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极端严峻形势考验,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凌孜说,她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


  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此,“四人帮”终结。


  “文革”结束后,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孜说。


  而在父亲对凌孜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20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凌孜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孜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作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信、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的专业。


  高中时凌孜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凌孜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孜改编自曹禺1937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是剧作家曹禺1937年创作的作品,与《雷雨》、《日出》并称曹禺早期创作的“三部曲”。


  曹禺曾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孜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孜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孜说。


  于是凌孜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孜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就给凌孜出个主意:我们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


  “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候拍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孜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孜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最真挚的友谊。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真的只花费了23万,“拍得快,3个月,那时候劳务费就省了一大笔钱,不像现在明星要价高,刘晓庆那时候在单位领的是固定工资”。另外,拍摄条件也艰苦,“住在公社的招待所,被子都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刘晓庆是南方人,她还说,这怎么还有虫虫啊?原来是虱子”。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头一次两岸三地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亚洲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依然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孜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叶剑英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凌孜结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时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孜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20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孜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步履蹒跚的样子,凌孜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孜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原野》之后,凌孜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由于多种原因,凌孜挥别影坛,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的凌孜说: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相比于“文革”时候作为文艺战线的红卫兵领袖,她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现在的凌孜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倡导儒学的普及工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只是平静地生活。

来源: 摘自《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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