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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黄埔将官早期关系述要

2014-06-03  作者:  来源:  


    事实证明,朱德是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意识的军事家,他从战略、战术上改造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黄埔军校为他提供了一批人才,而他则使他们成为了另一种黄埔军人。在他这支仅仅一个团规模的军队中,后来能够诞生出林彪和粟裕这两位中国最有创造性的天才军事统帅,陈毅这样的政治工作者也能够成为元帅,绝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的个人素养,朱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962年6月,朱德在与陈奇涵(黄埔一期,1955年上将)、杨至诚(黄埔五期,1955年上将)谈话时指出:“‘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苏联给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国民党在我们党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改造旧军队……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1] 。把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看作中共军史的源头,这是朱德一贯的观点。但是,朱德本人并没有在黄埔军校工作过,那么朱德与黄埔军校以及黄埔将官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朱德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一以贯之的总司令,是集军事统帅、政治领袖和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而黄埔军校、黄埔将官在中国现代史中有着突出地位和作用,他们之间的联系无论对中国革命史、军事史还是黄埔军校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朱德的朋友、战友和部属中有很多黄埔出身的将官,但也有难以计数的黄埔敌手。因此,研究朱德与黄埔军校以及黄埔将官的关系既是中国革命史、军事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黄埔军校史不能绕开的一个课题。本文只是简要阐述朱德与黄埔将官的早期关系,时间上限于朱毛会师以前。
                               一 朱德与黄埔将官的间接渊源关系和早期交往
    1909年4月,朱德在试图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受挫,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从成都到昆明,在贫病交加中几经周折于该年11月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1911年8月,朱德毕业于特别班,成为蔡锷部下。10月30日,云南重九起义,朱德作为指定队官(代理连长)率部进攻总督府,并带兵追击总督李经羲,迫其下令云南境内一万多清军投降,初战即建立特殊功勋[2]。1912年秋,晋升少校的朱德到讲武学校(即讲武堂)任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并指挥野外实地演习[3]。1916年,朱德作为支队长跟随蔡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率所部血战棉花坡四十八昼夜,一战而成西南名将。直到1922年离开中国去欧洲,朱德通过近十二年身经百战的军旅生涯,在滇军中树立起了很高的威望,并建立了深厚的人脉根底。这段经历奠定了朱德与黄埔军校及其将官之间将形成自然的间接渊源关系。
    朱德与黄埔军校之间的这种自然间接渊源关系,首先是源自于黄埔军校与云南讲武堂之间存在着血脉关系。1935年,云南讲武堂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昆明分校。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云南讲武堂出身的军事人才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柏龄、林振雄、叶剑英3人。王柏龄,191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原为云南讲武学校教育长。1924年1月任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历任军校 教授部主任、教育长等职。1928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成立,任教授部主任,同年离开军职。林振雄,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王柏龄同为筹委会委员,曾任云南讲武学校骑兵科长,是叶剑英的老师,黄埔军校第一任管理部主任。叶剑英,1919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学校,作为王柏龄的副手,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并任教授部副主任兼兵器课程教官。由此可见,第一、孙中山于1924年1月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云南讲武堂将官占了2人[4];第二、黄埔军校创办阶段成立6个部门,来自云南讲武堂的将官担任了两个部门的主任职务[5];第三、王柏龄、叶剑英出任教授部正、副主任这一情况,意味着云南讲武堂出身的将官掌握了黄埔军校创校初期具有核心意义的军事学科教授管理权。
    其次,朱德与黄埔军校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源于黄埔军校、黄埔将官和滇军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滇军中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的将领最重要的有杨希闵、朱培德、范石生3人。1922年3月,唐继尧企图回滇复辟,反攻云南,北伐军滇军司令顾品珍战死。顾死后,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滇军讨逆总司令。副总司张开儒将1万余滇军分编成5个旅,愿为北伐前驱。1923年初,杨希闵联络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以及一部分粤军击败陈炯明,占据广州和西北江地区。此时,滇军成为控制广州的主要力量,杨希闵控制了广州大部分地区,范石生第二军占据了广州中心地区。
    黄埔军校成立前后,滇军朱培德部为中央直辖建国军第一军,直属孙中山大本营指挥,是孙中山党军的重要力量之一。建校伊始,黄埔军校在军费问题上,十分依赖于控制广东财政的杨希闵,以至于廖仲恺不得不经常深夜立于杨希闵鸦片床前等候其拨款[6]。1924年6月,黄埔学生军平定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滇桂军叛乱[7],这是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之一。有意思的是,杨希闵、朱培德、范石生3人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杨希闵成为革命的敌人而被消灭,朱培德、范石生则是广州革命政府中拥有实力、资历深厚的重要高级将领。朱培德,历任滇军团长、旅长、师长,后追随孙中山,所部改编为孙中山大本营警卫部队,出任广州革命政府陆军部代部长、警备司令、大本营副官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伐后期升任第五路军总指挥,1927年10月,以第五路军为基础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昌分校。范石生,曾任滇军团长、师参谋长、滇军北伐先遣司令、师长,1923年升任滇军第二军军长。同年,因战功卓著受孙中山嘉奖,授予其三星陆军上将军衔。1926年,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
    朱德同班同学中也有直接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将领。唐淮源与朱德同为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学员,曾多年在朱德属下任职。1919年,升任护国军第一军第十五旅旅长。1922年,随朱德逃离昆明到上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昌分校成立后,唐淮源曾任分校教育长。1937年,他任陆军第三军中将军长,在山西与已是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重逢。次年夏,唐淮源率部转入晋南抗击日寇。1941年5月12日,他在中条山战役中由于众寡悬殊,弹尽粮绝,举枪自戕,以身殉国,时年55岁。唐淮源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正规野战军中战死的高级将领中年龄最长者。国民政府为纪念唐将军的抗日功绩,特追赠他为陆军上将。1986年,唐淮源诞辰100周年时,由国务院民政部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德与黄埔军校之间除了存在这种间接的自然渊源关系,还与黄埔将官有着千丝万缕的早期直接关系[8],下面分别予以概要介绍:
    孙炳文。孙炳文是朱德早期生涯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之一。孙炳文是同盟会会员,与其妻任锐均为“铁血团”成员。辛亥革命后,他担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因谋刺案被通缉,避走四川。虽然孙炳文是朱德第3任妻子陈玉珍的舅舅[9],但他了解朱德却先是通过成都知名同盟会员李贞白的介绍。孙炳文与李贞白议论古今人物,李贞白眼力非凡,特别推崇当时还只是护国军团长的朱德,为其在护国讨袁战争后职位没有得到提升而抱不平,认为朱德是个会建立丰功伟绩的杰出人物[10]。1917年春,孙炳文与朱德相见,从此成为挚友。次年,孙到朱德部任谘谋。他们一起读书、研讨,还相约出国。1922年,孙炳文和朱德同赴欧洲,在德国参加共产党,朱德在经济上对孙炳文多有帮助。1925年孙炳文第二次回国后,除兼职广大学授外,还曾任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秘书长、后方留守处少将处长等职。1926年12月,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职务。1927年4月,应邓演达命令赴武汉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转道上海时被蒋介石捕杀。
    孙中山。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是他景仰的民主革命领袖。1922年夏,朱德与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寻找共产党,并准备出国,他们与滇军将领金汉鼎等一起拜访了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离粤赴沪的孙中山。孙中山要求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策动滇军到广东攻打陈炯明叛军,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长期参与军阀混战的切身经历,使朱德认识到利用军阀打军阀不会达到革命目的。虽然朱德十分崇敬孙中山,但表示已决心出国学习,婉拒了孙中山的要求[11]。事实证明,孙中山对滇军的利用并不成功。
    1924年元旦,孙中山召集滇军将领开会,对他们失望地痛陈:“我住在上海,你们打进广州派人到上海请我回广州主持,说是要实行三民主义,现在你们为所欲为,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家乡”[12]。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为捍卫民主共和不得不与滇系叛军杨希闵部进行了一场战争。
    周恩来。1922年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到达柏林,找到了周恩来,要求加入共产党。之前,朱德曾在上海找过陈独秀,但陈独秀没有满足他的入党愿望。周恩来初步答应了朱德这个特殊人物的请求。后来,朱德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特别谈及他和周恩来的见面,可见与周恩来的相识和交往对朱德具有特殊意义。1924年周恩来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朱德与周恩来的重逢,是在南昌起义前的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住进花园角2号的朱德寓所,作为起义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听取了朱德关于前期准备的汇报 [13]。从此,朱德与周恩来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影响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环节之一。
    张申府。张申府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共旅欧组织创建人和主要负责人。在德国时,张申府是朱德主要交往的对象之一。周恩来虽然初步答应了朱德的入党要求,但朱德仍多次向张申府提出请求。张“感到他很诚恳”[14],同意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1923年10月,张申府转道苏联回国,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介绍朱德这个特殊人物入党的经过。此时,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4年初,张申府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黄埔军校筹备阶段主要人员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同时,他还在广州大学任教并兼图书馆馆长。他把周恩来等人介绍到黄埔军校任职,为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久,张申府认为与蒋介石“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15]。1925年1月,张申府参加中共“四大”,因意见与他人相左而负气脱党。
    高语罕。高语罕与朱德同为中共旅德支部柏林小组成员,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旅德前已有文名,是《新青年》撰稿人之一。1925年回国后在广州活动,被聘任为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王柏龄等人指为“黄埔四凶”。1927年参加策划南昌起义。后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
    熊雄。熊雄是与朱德在德国一起学习和活动的主要中共党员之一。1923年3月转赴苏联学习,1925年9月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副队长、东征军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4月被捕,不久被杀。
    熊锐。熊锐与朱德同为中共旅德支部柏林小组成员。1925年回国,1926年在广东大学专修科学院和附中等任教,1927年初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7年4月被捕杀。
    陈启修。陈启修于1919年受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政治系主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代表人物。黄埔四期时,陈启修任军校政治讲师,并兼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等职。
    1924年暑期,陈启修到德国格廷根讲学,期间到朱德寓所作客,过从甚密。从朱德与陈启修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其一,朱德通过陈启修解释了自己“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与“忠实党员”之间演变的问题;其二,他通过陈启修传达了渴望去莫斯科研究军事的强烈要求[16]。1926年9月,朱德任杨森部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一职本拟陈启修担任,因陈不能到任而由朱德代理。大革命后,朱德如愿以偿重新走上了武装道路,陈启修则流亡日本,从事译著工作。
    邓演达。邓演达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黄埔军校筹建工作,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虽然名义上职务不是很高,但实际是李济深的代理人,在军校掌握很大实权。1925年春,邓演达赴德国柏林。朱德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却向邓演达鼓吹共产主义,但邓演达最终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后来,当时与朱德在一起的刘鼎认为,朱德给邓演达影响最深,“邓坚决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只差一点没要求加入共产党”[17]。显然,这两个思想、地位接近的人成了好朋友。朱德回国后所领导的第一批军政人员中的得力分子,正是由邓演达亲自安排的一批黄埔四期毕业生。1925年初冬,邓演达离开德国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育长、潮州分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30年11月,他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次年8月被捕。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陈毅。1926年7月朱德回国后,到上海再次拜见陈独秀。陈独秀对这位“特殊”党员的到来表示高兴,并派朱德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名义去川东万县策动杨森。8月11日,朱德在万县受到了杨森的热情接待。8月25日,杨森派去与李大钊联络的秘书长喻正衡领来了李委派来的陈毅,杨森介绍朱、陈相识。这样,陈毅与朱德一起开展对杨森的策动工作,成为朱德非常得力的助手。1927年5月,陈毅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工作,8月初前往参加南昌"起义",再次成为朱德的助手。
    郭沫若。1926年9月“万县惨案”后,经过朱德的策动,杨森明确表示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委派朱德赴武汉接受国民革命军称号。在武汉,朱德结识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从此成为良朋和诗友。郭沫若又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筹备委员。在一次武汉声援“万县惨案”的大会上,朱德和郭沫若都作了讲话[18]。1927年3月,郭沫若住在南昌朱德花园角二号寓所,写作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同时,郭沫若在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作演讲。南昌“起义”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同先遣司令朱德南下,一路做宣传政治工作。"起义"部队分兵后,郭沫若与朱德分手。
    蒋介石。1926年12月下旬,杨森以军事政治考察团名义,“礼送”朱德去武汉。在武汉,朱德第一次会见了蒋介石,这是一次“匆匆”的会见[19]。1927年3月5日,在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上,朱德与蒋介石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仍然是“匆匆”的,蒋介石演讲完毕后便离去,接着是朱培德、王均、郭沫若、朱德讲话。蒋介石绝不会想到此时手无一兵的朱德正是将来彻底击败自己的那支红色大军的总司令,否则,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不会这样匆匆而去的。
    朱德与黄埔军校及将官之间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朱德对黄埔军校的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和黄埔将官的军事能力有一定的认知;另一方面,朱德对黄埔军校的状况,尤其是对中、高级将官的情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都为朱德在以后领导和指挥黄埔将官以及与之合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这对于一个军事将领和政治领袖来说,是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朱德在领导和指挥黄埔将官时即拥有威望,但至少具备了必要的资格。这也是朱德在南昌起义后南下指挥黄埔将官的个人威信基础。否则,贺龙和叶挺不会先后把所辖部队交给朱德指挥,朱德如果缺乏这个重要元素也无法指挥那些黄埔将官。黄埔将官无论作为朋友还是敌人,朱德都有着熟知的基础。所以,朱德指出黄埔军校在中共军事史中具有“老根”地位。
                               二 朱德领导黄埔将官-从政治领导到军事领导
    朱德一生大致上可分为3个时期:早期,赴苏联学习以前;中期,从苏联回国到建国前;晚期,建国以后。作为一名军事家和军事统帅,中期是朱德最辉煌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是以朱德领导黄埔将官作为开端的[20]。
    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后,奉陈独秀之命前往策动杨森。8月11日 抵达万县,杨森在王家花园热情款待了朱德。朱德与杨森交情甚笃,清末两人都是顺庆府中学张澜、刘寿川的学生。朱德曾是杨森的救命恩人,并结为金兰兄弟,1913年,杨森加入护国军,任护国第一军参谋长、第二军第四混成团团长等职。朱德驻守泸州时与当地文士及一批将领组织颐园诗社,出资编印诗集,杨森是颐园诗社主要成员之一。1920年,杨森率部背叛滇军,从此成为主要的川军军阀之一,1922年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四川省长等职。1922年初,因唐继尧反攻云南,朱德与一批滇军将领逃离昆明。4月下旬,朱德、金汉鼎、唐淮源等到达重庆,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杨森与四川督军刘湘一起欣喜接待了他们。这时杨、刘正准备讨伐熊克武,因为朱德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21],刘、杨二人希望朱德能助己一臂之力,拟命朱德任师长、金汉鼎任旅长、唐淮源任团长。朱德坚持出国,予以谢绝。杨森资助朱德出国费用1万元,并表示虚位以待。朱德回国时,刘寿川任杨森部秘书长。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关系,朱德承担了前往万县策动杨森的艰巨使命。
    1926年8月29日,杨森两艘押款木船因英国太古公司商船“万流号”而沉没,造成重大人员死亡和损失。朱德鼓动杨森扣留太古公司轮船两艘要求赔偿。9月5日,英国3艘军舰企图武力劫夺被扣押轮船,与杨森部发生武装冲突。英军悍然炮击万县城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因此,杨森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称号,并委派朱德赴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在武汉,邓演达抽调一批黄埔四期生归朱德领导,于9月28日随朱德去万县[22]。12月中旬,朱德以黄埔四期生为骨干,协助杨森成立军政学校。军政学校招收学员800人左右,设5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文强,第二大队大队长熊荫寰,第三大队大队长滕代顺,第四大队大队长江亚中,第五大队大队长谌杰,5人均为黄埔四期生。
    朱德从事的是军队政治工作,他对这批黄埔四期生的领导虽然具有军事色彩,但其主要特征仍属于政治领导,他甚至认为自己“未担任军职”[23]。朱德除了政治策动杨森外,更试图担任真正的军职,希望借助杨森组建和掌握一支由自己直接指挥的师建制军队。但是,“朱向杨鼓吹革命,杨接受不了”[24],杨森非常清楚朱德跟自己不是一条心。虽然杨森答应任命朱德为师长,但要求朱德必须自己解决枪弹,这一点恰恰是当时的朱德所不能解决的问题[29],杨森实际就是拒绝了朱德的领兵要求。作为老友,杨森深知朱德颇有活动能力,既然朱德一心要搞革命,对他而言将是巨大的威胁。于是,杨森告诉朱德:“我这个摊摊太小了,不能容下你,你到别处发财好了”[25]。因此,军政学校成立不久,朱德离开了万县。
    朱德在政治工作方面已竭尽所能,即使杨森反复无常,他仍成功策动杨森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称号,从战略上大大缓解了北伐军在长江上游一翼的巨大威胁。然而,政治工作并不能使朱德真正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且国共双方还误解朱德,因杨森的反复而责备他[26]。从事政治工作不是朱德的根本愿望,他渴望做真正的军事工作,那就是亲自掌握一支军队。朱德在德国时就明确提出过:“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27]。在军事方面,朱德有充分的自信。他身经百战,有“令人害怕”的“特殊战术”。除了独特的游击战,他还熟谙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等各种战术。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但他更大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28]。他特意租住一位德国将军的房子,请他讲解战例、战法,还阅读了大量军事书籍。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目的是为了“入赤军研究军事”[29],参加秘密的游击战训练。因此,回国时朱德的军事知识已远非昔比,并有着强烈、坚决的军事意向。他寻找着一切领兵机会,杨森处不行,他就试图再去策动郭汝栋。到武汉后,他便转到南昌再寻机会。
    在风云突变的时代,只有那些具备远见卓识的杰出人物才能把握机遇。此时,朱德正耐心寻找机会。1927年1月,朱德遣散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仅带了15人离开武汉奔赴南昌朱培德第三军。朱培德即任命朱德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负责组建教育团。不久,又任命朱德为第五路方面军总参议。后来,第九军军长金汉鼎授予朱德第九军副军长的职衔。这显然比在杨森处好得多,朱德已经不是担任政治工作职务,而是有了军职,并且指挥了军官教育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但是,军官教育团毕竟是朱培德的武装,朱德的军职主要还只是虚衔。
    4月7日,朱培德任命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5月29日,朱培德命令“礼送”共产党出境。6月中旬,朱德将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暂留第三营应变。下旬,朱培德“欢送”朱德。但实际上朱德仍然行动自由,带着刘君毅、周汇川(均为中共党员)和警卫员随处活动[30]。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派朱德回南昌搜集情报并做各项筹备。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原叶挺部为第十一军,原贺龙部为第二十军,两军为基本力量和主力。朱德推荐原滇军师长韦杵任第九军军长,自任副军长。韦杵因病无法到任,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军长。实际上第九军几乎是个空架子,军官教育团第三营中的3个连参加了“起义”,成为朱德第九军的“主力”。作为南下先遣司令的朱德带着这支部队,踏上了他久别了的征途。
    8月6日,朱德的部队至临川城。守城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碍于朱德曾是老上司、老同学的情面[31],主动撤出,起义军占领临川。贺龙把所部第三师拨归朱德指挥,朱德继续南下。8月25日,朱德一个营与钱大均部两个团发生遭遇战,贺龙后续部队到达后,与朱德一起将其击溃。
    8月30日 ,南昌“起义”后的第一场恶战-会昌战役打响了。朱德率贺龙部第三师为左纵队,叶挺率所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二十五师为右纵队,贺龙率所部第二十军第一、二师为总预备队。会昌战役后,起义军转向长汀。
    会昌战役是朱德第一次指挥黄埔将官进行作战。所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拥有一批优秀的黄埔将官,主要有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参谋长袁仲贤、军需主任蒋作舟、教导团团长候镜如、经理处长郭德昭及六团一营营长陈赓等。周逸群,黄埔二期,任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和军事教官。袁仲贤,黄埔一期,第一次东征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等职。蒋作舟,黄埔三期。侯镜如,黄埔一期,1982年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郭德昭,黄埔一期。陈赓,黄埔一期,“黄埔三杰”之一,曾任孙中山侍卫和蒋介石护卫连连长、侍从参谋等职。
    但是,朱德并非会昌战役总指挥,而只是左纵队指挥,对第三师是临时指挥,战后这支部队即归还贺龙。长汀决定分兵后,贺龙、叶挺部主力直奔潮汕,朱德率叶挺部周士第第二十五师和自己的教育团余部留守三河坝断后。10月3日后,朱德率军与钱大均部10个团兵力激战三昼夜,歼敌千余。这次三河坝保卫战是朱德离开滇军以来第一次独立指挥的战役。周士第第二十五师则是由原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虽然朱德是临时指挥,但由于他保存并改造了这支军队,因此,无论对于朱德个人的军事生涯还是对中国军事史、战争史和黄埔军校史来说,三河坝战役都具有重要意义。周士第,黄埔一期,曾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历任叶挺团营长、参谋长、团长、第二十五师师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0月6日,朱德率军撤出三河坝。翌日凌晨,朱德在饶平茂芝得知贺龙、叶挺所率主力在潮汕战败,队伍溃散,立即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朱德宣布将带领部队继续武装革命,得到官兵们的支持。
    10月下旬,朱德率军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后,对军队实施了第一次整顿。10月底,部队进入大余,朱德再次对军队进行整顿。从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了徒有其名的军、师建制的空架子,编为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编7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32]。11月上旬到达崇义县上堡地区,朱德写信给杨如轩,借用其防区进行整训和练兵,得到杨的默许。这时,朱德已经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控制了这支黄埔军队,虽只有1个团的人马,却是真正的、崭新的铁军。现在,这支铁军所缺的只是装备和军费了,朱德再次运用其资历和人际关系的优势,与范石生进行联系和洽谈。12月,朱德把军队带到驻防韶关、汝城一带的第十六军范石生部,进驻韶关犁铺头,使用范石生部第一O四团番号。
    范石生给这支“还穿着单衣短裤,没有盖的”军队按照团建制补足了物资[33],使这团人马在物质上焕然一新,“人们以很大激情回忆当时的情景,发东西、领东西,喜笑奔走,热闹得很。每人得到一套草绿色的新棉衣,外带一件绒线衣,还有水壶、绑腿、干粮袋,连子弹袋都换了新的,最令人振奋的是得到了十几万发弹药的补充,子弹拼命背,每人身上背了足足二百发,这沉甸甸的弹药压住肩头,人们心中真的乐开了花”[34]。
    1928年初,由于朱德就地开展“土地革命”,蒋介石发现了这支南昌“起义”军队,[35]下令解除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不但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反而通知朱德,并赠一万元,让朱德率军离开。
    朱德按地方党指示去接应广州“起义”失败余部,发现蒋介石第十三军出现在前方,便折向湘南,发动他酝酿已久的大规模“起义”。
    1928年1月5日,朱德部由龚楚领到宜章县杨家寨子。1月12日,智取宜章县城。1月底,朱德用1个团歼灭许克祥6个团,取得坪石大捷,打了南昌暴动以来最畅快淋漓的一仗。在朱德部为主力的帮助下,湘南地区的郴州、耒阳、永兴、资兴、桂东、汝城等11个县纷纷“起义”,组建了多支农军。朱德所指挥的武装力量扩展到1万余人,取得了中共早期武装“起义”涉及地区最广、人口最多、军事上最成功的胜利。而在“起义”之前,朱德就和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了联系,不等蒋介石的7个师形成南北夹击,即抽身撤出湘南。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顺利会师,共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
    朱德后来回忆:“从范石生那儿出来,我们就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而在宜章首先高举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国土上的红旗-镰刀斧头的红旗”[36]。也就是说,虽然南昌“起义”是中共为主策划和领导的,但仍然打的是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军旗号,奉命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平等合作型组合,主要军事将领中不少是国民党“左派”分子。总指挥贺龙是在“起义”后1个月在瑞金才由周恩来和周逸群介绍加入共产党的。湘南“起义”则完全由中共决策和领导,而且明确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称号,打出了镰刀斧头红旗。从这个角度说,湘南“起义”是在南昌“起义”后进一步完成了红色转折。在这个转折中,作为湘南“起义”最高军事领袖的朱德和他所领导的黄埔将官们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湘南“起义”中,朱德除了直接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组建并领导、指挥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邝,党代表邓宗海)、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邓允庭)、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团长宋乔生,党代表谢汉文)、永兴红色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党代表黄克诚)等武装。在这些队伍中,黄埔将官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除陈毅外,主要还有王尔琢(黄埔一期)、张际春(黄埔一期)、李奇中(黄埔一期)、周子昆(黄埔二期)、邝(黄埔二期)、林彪(黄埔四期)、肖克(黄埔四期)、王展程(黄埔四期)、唐天际(黄埔四期)、杨至诚(黄埔五期)、胡少海(参加东征后加入黄埔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人。其中,包括1955年元帅2人(林彪、陈毅)、上将2人(萧克、杨至诚)、中将1人(唐天际);张际春长期担任高级军职,1955年授衔时已任地方职务;李奇中后来曾为国民党(国民政府)第十六绥靖区副司令,“解放”(1949年)后任国务院参事;其他人都在战争时期因各种原因死亡。
                          三 “朱德同志教我们战斗”-军事思想和战术的朱德式改造
    南昌“起义”的失败是令人沮丧的,但并不等于令朱德沮丧。他以充分的耐心和坚定的意志得到了独立掌握军队的机会,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实施自己的战法。“他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作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37]。早在参加南昌“起义”前几个月,朱德就已经有了“上山去打游击”的想法[38]。茂芝会议接受了朱德的决策:“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39],这也是朱德第一次为革命武装确定了游击战方针。朱德接受和保存了这支以黄埔将官为核心的军队,逐渐成为它不可动摇的领导者的过程,也是朱德与黄埔将官军事思想和战术进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朱德对黄埔将官的军事思想和战术的改造为主要特征的。
    朱德对黄埔将官军事思想和战术的改造是坚决、耐心和持久的,目的是建设和带领一支具备更为新型的军事思想和技术的军队,通过武装斗争进行中国革命。在武汉任锐家里,朱德说出“上山去打游击”想法,并非因为孙炳文被杀而引起的愤怒情绪所致,而是透露出了他这个深藏不露的“谦虚”的旧“军阀”对政治、军事深刻的战略判断,可以认为他已预见武汉政权即将垮台,也推测到中共在城市展开武装“革命”、打正规战将无法取胜。因此,南昌“起义”时他对范石生、金汉鼎、杨池生、杨如轩的策动主要只是写信,并不采取很积极的行动。基于他对滇军的了解,朱德不会有兴趣领导一支盛行吸食鸦片的军队,他更希望能够独立掌握一支黄埔军。但是,仅得到一支新式的黄埔军是不够的,还应改造他们成为“朱德式”的黄埔军。朱德当时说:“我在江西军官教育团那么久,关于军事教育我却没有参加半句话”,原因是“要知道,教会了他们,他们是要用来打我们的!”[41]从三河坝撤退后,由于南下主力失败而军心涣散,这时正是用将之际。此时,朱德坚定地带领着这支军队,把第三师党代表李硕勋派去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而提拔当时在黄埔将官面前没有多少威信的团指导员陈毅协助自己负责政治工作。不仅如此,朱德还把最重要的人物周士第师长也派遣去寻找党组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潮州行政委员长陈兴霖(陈子坚)来后不久,朱德又把他派去武汉、上海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也就是说,朱德坚决、及时地把高级将领支离了队伍,从人事上做了不着痕迹的调整工作,客观上有利于了自己对这支军队的整顿和改造。朱德带领这支军队直奔湘南,既是危险的,又是安全的,他所要避开的只是蒋介石的其他武装,却并不对杨如轩、范石生隐瞒。朱德所部在甩掉“尾巴”后,便向杨、范防区进发并实行整训。离开范石生部后,朱德按照地方党组织的指令接应广州“起义”部队,但并不坚决。他发现蒋介石的第十三军沿浈水开进,却没有实行战略穿插,而是带领部队马上折向湘南。朱德的根本目的,在他给杨如轩要求借用上犹防区的信中很直白地说了出来,“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这既是朱德的理想,又是一种军事自信,也说明了他对这一个团的“朱德式”黄埔军队的珍惜。此时,他不会愿意任何人、任何事件影响和破坏这支军队。历史证明,朱德的决策和对黄埔将官的军事思想、技术的朱德式改造是正确的,他的这种自信并不是狂妄。当时以为朱德是说神话的杨如轩在“建国”后对这段历史非常感慨,曾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42]
    会昌战役时,朱德在战略和战役方面是被动的执行者,临时指挥贺龙部第三师在战术上也难以变通。即使这样,他还是进行了有限的机动。他率候镜如教导团先行开战,组织几十人的敢死队,但要求“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43] 。这对黄埔一期出身的候镜如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作战方式,他对此留下了深刻记忆,认为这是朱德“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进,敌驻我扰’”[44] 。朱德并非不善于硬战,相反,朱德的成名战役-护国讨袁战争中的棉花坡血战,正是中国军队近代化后第一场前所未有的硬战。会昌战役也是一场硬战,此役的主角正是朱德指挥的左纵队。朱德放眼战役全局,牵制“敌人”主力,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拒绝退却,亲临战场进行射击。会昌战役付出了沉重代价,师军需主任蒋作舟和经理处长郭德昭阵亡,师参谋长袁仲贤、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六团一营营长陈赓负伤。红军时期,朱德的英勇和敢打硬仗是他的部下所熟知的。但阵地战、攻坚战不是朱德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特点,他更讲究的是以弱胜强、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根据战略和战术的需要采取最有效的作战方式,他的所谓“令人害怕”的“特殊战术”,正是他创造的特殊的游击战术,这是他与当时的黄埔将官区别最大的地方。
    三河坝保卫战是朱德独立指挥的战役,他的个人风格得到了显露。这场战役虽然是阵地战,却充分显示出了朱德的军事艺术特色,围绕着战役目的,该打硬战时绝不含糊,但机动灵活却贯穿着战役始终,这与之前的黄埔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别。当时,朱德所部不过3千左右人,且是刚接手的队伍,而对手钱大均所部是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队,有装备精良的3个师10个团共2万多人,并非等闲之辈。朱德的最精妙之处是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放到韩江对岸,既充分利用了江面天险,又为3天后的撤离留下了余地。朱德对部队进行了动员,仔细讲解了怎样构建工事和打击渡江“敌人”等战术。与拥有强大优势的“敌人”激战3个昼夜后,韩江江面起了浓雾。钱大均终于找到机会,借助浓雾和密集炮火突破朱德防线。这时,虽然钱大均三面合围,但朱德竟然顺利地带领余部约2千人象泥鳅般顺利撤离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战役的目的。三河坝保卫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可说是中国战史的一个奇迹和典范。放弃城镇实行野战,借助地形进行巧战,这是朱德给黄埔将官上的第一堂实战课。通过这堂实战课,虽然朱德这时还没有建立起绝对威信,但他已经充分奠定了自己在这支军队中的个人魅力基础,或者说,这支军队的黄埔将官们这时至少从军事艺术角度对这个“老夫子”(当时大家对朱德的称呼)做自己的领导者不会有异议了。
    在得到贺龙、叶挺部潮汕失败消息后,朱德不再主动用战役来证明自己,而是尽可能避免大的作战,摆脱尾追“敌”军,使军队隐身。他用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有效的整顿措施、深邃的战略眼光、特殊的带兵方式和超人的忍耐能力,保存和凝聚着这支军队。在南昌起义众多高级将领和年青的黄埔将官们面前,这位放弃军阀地位的“农民”般的“老夫子”,历史性地显示出了他真正的英雄气质和领袖本色。在军事上,他首先确定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天才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实际隐含着4个深刻意义:一,决定了游击战略,黄埔将官从此实现了军事思想的重大转折;二,决定了生存战略,充分考虑到了利用军阀矛盾之间形成的空间;三,决定了发展战略,明确指向到湘南东山再起的目标;四,奠定了避开城市、立足农村的思想。这些思想,朱德在天心圩整顿之后,逐步进行了明确和强调。
    其次,身体力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朱德式领兵模式。朱德曾说:“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康,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45]。朱德在滇军时就多与下级军官、士兵接近,现在更是没有了区别,与士兵们一样穿、一样吃、一样走,完全象个普通士兵的样子。这对朱德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和个人风格,而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是游击战术所必须的。当时一个突出例子就是1927年11月20日 朱德去汝城与范石生委托的曾曰唯师长见面,半夜何期朗部士兵突然冲进朱德歇脚的祠堂,朱德自称是伙夫头,那些“敌”兵不加疑义就相信了,朱德趁机跳窗脱离了险境。现在,人们一说到朱德便会想到农民形象,似乎朱德真的就是个农民,这当中存在着很大的误解,或者说这恰是朱德所要造成的一个效果。其实朱德在德国成为共产党人,经济上甚至要靠借款维持“中国将军”生活形象时,存在着“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的问题,而不是农民。朱德本人只是说过:“我那样渴慕大自然,也许是残存的一点农民意识吧?”[46]他喜欢郊游、养花、写字、吟诗的“残存的一点农民意识”,恰恰可以说是一种浓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身临作战的时候,宽厚的朱德又显示出了身先士卒的英勇。1926年10月,朱德率部经过石经岭时,有民团占据隘口。四十岁的朱德命令部队隐蔽后,仅仅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亲自从侧后爬上陡壁,清除了民团。三河坝战役后加入队伍的粟裕说:“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47]。朱德的带兵方式与黄埔将官讲究等级的风格有着极大区别,对没有良好补充和进行游击战的军队来说,起着决定生死存亡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黄埔将官所能够一下子理解并接受的,1928年林彪曾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指责朱德衣着破烂不堪和“拉拢下层”[48]。但朱德麾下的黄埔将官逐渐在不同程度和角度学习、模仿了朱德的领兵方式,如林彪后来也改变了自己讲究享受的风格,在生活上比较朴素,而朱德事先查勘地形、做详细计划的特点,林彪可说是朱德属下学得最好的一个黄埔将官。朱德式领兵方式后来几乎成了战争时期中共涉及各个方面的基本作风。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性格暴躁,为一点生活小事就大骂下属,但跟和蔼宽厚的朱德在一起,自然必须逐步收敛了。
    再次,朱德全面改造了黄埔将官的军事思想和战术模式,使手下的黄埔将官掌握了更新型先进的军事技术。一切军事思想归根结底要通过实战检验,战术则是实现战斗目的的核心技术。因此,朱德对黄埔将官的改造落到实处的根本就要看他是否从战略和战术上进行创新,这也是衡量朱德是否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军事领袖和军事家的标准。事实证明,朱德是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意识的军事家,他从战略、战术上改造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黄埔军校为他提供了一批人才,而他则使他们成为了另一种黄埔军人。在他这支仅仅一个团规模的军队中,后来能够诞生出林彪和粟裕这两位中国最有创造性的天才军事统帅,陈毅这样的政治工作者也能够成为元帅,绝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的个人素养,朱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除林彪(黄埔四期)接受过相对正规的军事教育外,粟裕仅在叶挺的教导大队接受过初级军事训练,陈毅则连最初级的军事训练也没有接受过。1927年11月,朱德率军到了上犹(今崇义县上堡乡),便开始纪律整训和战略战术改造。朱德把教导队队长李奇中等人叫来,明确今后是打游击战,人少枪少,要以少胜多,必须执行新的战术。“将旧的疏开队形改为电光队即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的可能性;散兵队形由一字散兵线改为弧形和纵深配备的散兵群,以构成阵前纵深的和交叉的火网而在战斗上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等等。在战术上,他特别强调知己知彼的重要,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在战斗动作上,他反复强调士兵除了要熟悉手中武器以外,一定还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记得在讲述每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重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朱德首先给黄埔出身的李奇中等教导队的军官们讲解,一堂堂课进行口授并亲自编写教材。“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被这些新鲜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些东西,我们在旧的操典中,甚至在黄埔军校学习时都没有学到过。就以电光形(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来说,它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这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得到了验证”[49]。朱德要李奇中等人组织部队按照他确定的游击战略和制定的相应新战术进行训练,并亲自为部队进行讲解和示范。从此,朱德的黄埔将官们有了新的战略思想,并掌握了全新的战术。很多年后,林彪提出的著名的“三三制”战术,其实只是朱德这套战术在战术队形方面的具体发展和发挥。
    当然,朱德在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上对黄埔将官的早期改造远不止这些。如朱德部进入湘南后的第一个战绩,兵不血刃智取宜章,冒充敌方队伍成为了红军的拿手好戏之一(朱德早在1913-1915年在蒙自、个旧、临安一带剿匪时,就已经擅用伪装战术了)。但是,一切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的改造终究要通过真正的战斗或战役的实战体现出优势。经过反复整训后的朱德式黄埔军队的军事优势,很快就在与许克祥的坪石一役中得到了体现和证实。
    1928年1月朱德智取宜章后,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率六个团直趋宜章。此时,朱德真正的战斗力仍然是王尔琢等黄埔将官的一个团。如果说三河坝保卫战是朱德初步显露自己军事艺术特点的话,那么,坪石战役则使朱德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朱德主动撤出宜章城,变城镇保卫战为野战。但是,朱德更高明之处在于,即使是野战,他也没有构建阵地,而是将军队隐蔽起来,静观对手,耐心寻找对手破绽予以一击-这是直至“解放战争”(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红色”军队最重要的战略特色之一。许克祥将两个团驻守坪石,另两个团一线摆开,然后亲率两个主力团突出岩泉圩,形成一字长蛇阵,寻找朱德决战。朱德耐心消耗许克祥锐气后,命熟悉地形的胡少海部农军迂回敌后骚扰,自己亲率一团主力,趁岩泉圩许克祥部早晨开饭,突然冲锋直击许克祥。朱德虽仅一团人马,但士气高昂,新战术在战斗中顿显优势,一下击垮许克祥两个主力团,许克祥落荒而逃。朱德一鼓作气,率军向坪石快速追击。许克祥一字长蛇阵马上暴露出致命缺陷,后军在溃退的前军冲击下乱成一团,本是天险的坪石峡谷反而成了灾难之地,拥挤在狭窄的通道内人马相互践踏。最后,许克祥只带7、8个人,换成便装渡过乐昌河,保住了性命。此战,朱德以1个团一下打垮了声名赫赫的许克祥6个团,俘虏1千多人,缴获步枪2千多支,还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几十担银元,既得到了弹药和经费的补充,又武装了“农军”。1962年朱德回顾红军史时说:是“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50]。
    坪石大捷标志着朱德式黄埔将官军事艺术的成型,为朱德与黄埔将官的早期结合、融合和改造划上漂亮的句号,也为中国革命史、军事史、黄埔军校史展示出了一个新的天地,同时,也奠定了以后红军乃至八路军、解放军的基本军事模式。其主要特点和内在含义非常丰富:一,军事紧紧围绕政治,并依靠政治事件鼓舞士气。朱德的目标并不是取得宜章,而是湘南“起义”。因此,对许克祥既是击溃战,更是歼灭战,为大规模的“起义”根除军事威胁。利用许克祥是制造“马日事变”的元凶,以鼓动官兵的士气。二,正规军主力与“农军”和地方党组织紧密结合。许克祥势头正旺时,却找不到朱德主力决战,这跟他不能从地方上得到情报有密切关系。不仅如此,许克祥还要受到“农军”的骚扰,士气渐衰。三,运动战与游击战紧密结合。朱德早在苏联协助教官进行训练时就说:“部队不在于大小,小有小的办法”[51]。四,以少胜多。“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52]。“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53] 。五,勇敢加技术。这是朱德始终强调的军事思想,坪石大捷第一次实施新的战术,一开战就勇追猛打,不给对方任何喘息机会,充分体现了勇敢加技术的军事思想。六,迅速、秘密、坚决。这是朱德始终坚持的军事原则,抗战时期他甚至明确这是决定抗日游击战胜负的基本原则[54]。坪石之战朱德把主力隐蔽起来,实施攻击时则非常迅速、坚决,经典体现了朱德的这种军事原则。七,以战练战。大胆使用没有经验的“农军”,不怕牺牲,在战斗中积累他们的战斗经验。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凡的气魄。朱德一贯重视并善于对部队进行训练,但在战斗频繁的年代往往来不及进行专门训练。因此,敢不敢以战练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后来的薄一波对这点有切身体会,他说:“当时我们干部不敢打大仗,朱总说:不要紧,不要怕牺牲,不牺牲不能锻炼干部,打一仗牺牲20%,就可以锻炼出来”[55]。可以说,朱德的以战练战,是中共武装得以成熟和壮大的诀窍所在。八,以战养战,变“敌人”为自己的补充。这种补充不仅在装备、经费方面,更在兵源方面。坪石大捷后,朱德随即动员俘虏参加工农革命军。虽然动员工农参军是中共获得兵源的基本渠道,但直到“解放战争”(二次国共内战),俘虏始终是“红色”武装的重要来源。中共军队只要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就可以马上在战役后得到大量有经验、有技术的战斗人员补充。这也是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二次国共内战)中得以取胜的军事基础之一。

(责任编辑:青鸟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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