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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民:冬游关中母亲河畔,盘点恨我的人……

2019-01-03  作者:赵东民  来源:网摘  

 我的报案材料!

——冬游关中母亲河畔,盘点恨我的人……

【征集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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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母亲河——渭河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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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庆祝毛主席诞辰125周年。

陕西省公安厅胡明朗厅长:

2018年5月,我去欧洲前就感到有些不适,到医院初诊发现有问题。因为我报团赴欧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就没有顾及,回国后再检查,被医院确诊我患上了食道癌。对这个这个“噩耗”,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晴天霹雳”。对唯物论者来说,人终究是要死的,从自然中来再回到自然中去。这种自然规律迄今还没有谁能抗拒。在我们这个癌症高发的国度,患癌也实在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果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化得不到有效遏制,再过几年,患癌也许和伤风感冒一样平常。以平常心对待就是了。最好能趁活着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充实一下倒计时的人生。

倒是我家里人对我的病难过的一塌糊涂的。爱人吃不下饭,眼泪流的哗哗的,从饭桌上哭到我病床上,从家里哭到医院,视乎我真的马上不久于人世了。饱经风霜年过古稀的老母亲,虽然强做坚强安慰我们,但还是难掩内心肝肠寸断般的痛楚。两个长期让我闹心的儿子,突然也变得“懂事”起来,总之家里的气氛因为我的病,突然变得十分异样。而我对中标患癌的态度是坦然面对的,从此行文、聊天,对外都毫不掩饰自己的病情。当然也和我张扬的性格有关。但是家里人都反对我这么做,认为我因为坚持信仰和维权,在官、商界有那么多有势力的“仇人”,他们不但会幸灾乐祸甚至还会趁机加害我。还有一些朋友怀疑我的病本身就是遭人暗算的。朋友的“提醒”也不能不让我有所思量。我患癌前,离我上一次的体检不到两年,那时肛肠、胃镜都做了,也没发现什么病变啊。怎么这么快就被诊断为癌症?而且还是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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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的我。​

2018年6月初,我手术前特意去西安市新城广场观看了降旗仪式。

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性格,再加上信仰的影响,我很早就决定,将来我无论什么时候去见马克思,我的骨灰都不能埋进暗无天日的泥土里。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关中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撒进关中母亲河——渭河。那样的话,我就能幸福的躺在关中母亲河的怀抱里,顺流而下,汇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最后融入碧波荡漾,无边无际的大海。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景象呀!当然,要在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这么做。2018年11月下旬,我决定带上爱人去我梦想中的最终归宿关中渭河,临潼新丰段探访。徘徊在母亲河畔,我思绪颇多,主要的盘点了一下那些“恨”我的人。猜测他们有谁可能对我下“黑手”。希望省公安厅能帮我查清事实,还我和家人平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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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0日,陕西富平书画家侯明主为庆祝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发起十周年而作的书画作品《三秦红潮》。

我迄今人生最大的坎坷,莫过于从2009年8月19日开始遭遇的不白之冤。这一天,我因为从2008年开始,倡导陕西几十家破产改制企业的下岗工人和各地维权农民,进行自我革命,团结起来维权找工会,以此实现维护现行《宪法》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政治目标,结果被原省政法委书记宋洪武指示政法机关刑拘了。我为什么要管下岗工人维权和维护现行《宪法》及现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闲事”呢?因为我是一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法律工作者,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陕西省政法机关,按照原省政法委书记宋洪武打压工农群众维权,一贯奉行的“不够违法往违法上靠”的指示精神,对我非法超期羁押长达近一年半。期间令人愤慨的是,因为我拒不认罪,宋洪武不但指示政法机关对我进行非法的超期羁押,非法剥夺我和家人通信的权利,而且封锁了我爱人重病直至去世的消息。主办我案子的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国保民警周小玉,私下多次不无遗憾的对我说,在我爱人弥留之际,他给上级打报告请缨,申请亲自带我去见我爱人最后一面,结果未获批准。二审开庭时,从押解我的市中院法警队那里得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自过问此案,并派他的爪牙在我二审庭审现场监督审判。二审开庭前,在我仍不认罪的情况下,陕西官方又在宋洪武指示下,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由省政府法律顾问带我的老父亲进到看守所禁区,和我见面劝我“认罪”。那一幕让我联想到《洪湖赤卫队》中,彭霸天让韩英老母亲到牢房“劝降”韩英的场景。宋洪武分子多么渴望我能“认罪伏法”给他们台阶下,以掩盖他们践踏党章、宪法的政治罪行呀。我仍然坚持不认为我帮助工人维权找工会是犯罪。但是我对宋洪武分子亵渎法律的行为极为愤怒!针对宋洪武非法封锁我爱人重病去世的消息,我在2011年4月7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寄给中共陕西省委《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关于陕西8.19事件致中共陕西省委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人犯的近亲属病重或者死亡时,应当及时通知人犯。’这足以证明,赵东民在羁押期间受到的是非法的待遇。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不能不说是陕西党政决策层有人对赵东民是恨之入骨的”。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官员们,始终没有一个回应我。理屈词穷还是对蒙冤百姓不屑一顾呢?他们自己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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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诉到西安市中院、省高法和最高法,都被驳回了。虽然周永康罪有应得的落马了,宋洪武莫名消失了,但是我的案子却得不到改判。我认为,像周永康、宋洪武一样仇恨我帮助工人维权和维护《宪法》、维护《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官员依然存在!他们仍可能在暗中对我伺机下手。2016年2月22号(元宵节),我和二婚妻子(邯郸魏县人)到河北邯郸魏县办理妻子迁户口手续。入住魏县君悦商务宾馆第二天一早,就遭遇当地警方奉河北省公安厅之命(据魏县反恐大队王警官15033093400说),对我进行涉恐盘查的事件。这证明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河北官方把我列为涉恐人员,应该是官方发出了一个用非常手段解决我的信号。2016年2月27日,我给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的信访材料中说:“兔子咬人从来都是逼出来的!哪有叛徒官僚窃取党的名义堵死正常维权渠道,变本加厉的压迫剥削工农群众,而工农群众会永远忍受下去不起来反抗他们的道理?未来某天我若再次踏入河北境内,无论河北既得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权贵是明着以‘反恐’公然举枪,还是暗地以别的手段要我血洒河北魏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我是否明知不敌也要学习发扬人民解放军敢于‘亮剑’的精神,予以暴力反抗?因为这是考验我个人对党、对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忠诚的又一场斗争!”我给赵克志书记的信访材料寄出一个多月后,2016年4月16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厅长的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我把这个巧合算作对我信访河北省委的回应吧。无论如何由此可以看出,恨我的官员并不局限在陕西省。2016年12月我和爱人去香港,出境前入驻深圳宾馆,同样受到深圳警方的特别盘查……

2016年元月,我去北京拜访全总离休老干部、老革命韩西雅韩老。顺便约见了多次QQ聊天表示非常支持我的一位同龄人刘教授。他时任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该所由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于2005年10月27日共同设立,为我国第一所专门致力于教育财政研究的学术机构)教授、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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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料未及的是,刘教授劝我象韩信那样由效命项羽转投刘邦那样“改换门庭”,才可能获得贺卫方这样的法学权威帮助,甚至还可能象陈光诚那样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获得美国国籍。刘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独裁专制的。应当推行普世价值和宪政体制,效仿美国那样比较成熟的民主体制。刘教授说,你不是一直提倡自我革命吗?那么能不能“自我革命”一回,彻底改变一下自己,对自己和孩子家人都有好处。我对刘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坚决驳斥,严词拒绝了他的“好意”。特别指出刘教授让我通过“自我革命”,放弃信仰“改换门庭”是对“自我革命”的严重曲解。会谈不欢而散,我至今还记得刘教授临走前回头看我的眼神,充满愤怒的失望。我回家后,把我们的会谈写成备忘,然后发给刘教授征求补充意见。结果招来刘教授电话里恶狠狠的质问:“赵东民。你想干什么?想害我?!……”我一再解释只是做个备忘。他咆哮完了后挂了电话。刘教授不久又打过来,但是比上次在电话里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刘教授主要请求我不要公开发布我和他会谈的那个“备忘”。我答应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小范围的几个好友中间传阅了一下。我还把备忘材料例行向“监控”我的陕西各级公安国保部门作了详细报告。结果没人理会,陕西国保没有任何反应。

刘教授的背景不一般,他绝不是官方派来“考验”我的。因为没有官方让我入仕当官的迹象。各级法院连我的冤案申诉都一直驳回了。刘教授的背景,应该是国内亲美势力和国外美国政府代表的反华势力。我对他们招降纳叛的断然拒绝和举报,肯定会招致他们对我的仇恨的。刘教授对我电话里的态度足见一斑。他们也有对我下黑手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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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4日上午,我闻讯赶到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会见”了受邀到此讲课的“反毛”学者袁腾飞。他也是该校的客座教授。我围绕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向袁腾飞提了几个问题,结果袁教授表现的不尽人意,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最后干脆钻进一辆商务车里躲了起来。事后我把我和袁腾飞交流过程,如实写了篇报道——《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代表“会见”袁腾飞》。没想到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招致骂声一片。早年的反对者就不说了。我于2017年元月18日在公众号重发此文后,跟帖又骂我是“毛粪”、是“哈巴狗”的,骂我“傻逼”、“脑残”、“杂碎”的,更可怕的是还有人留言威胁,让我全家今年都去死。看来,袁腾飞和他的支持者们代表的“反毛”势力,对我的仇恨程度也不浅。谁能证明这股势力不会对我不利呢?我认为没人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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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各地民间都在自发组织到韶山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不知道被谁拉进一个“西安-韶山群”微信群。我因为对群里几个微友辱骂张宏良和戴旭是维护“特修”的言论表达了不同意见。招来一群群员围攻。骂我是“特色狗”、“卑鄙龌龊的杂种”,还有人说我“一个快死的人还这么没教养”,让我“去死吧”,“快点收拾收拾准备去世吧”……群里还有一位微友,因为发了赞扬王岐山铁腕反腐的信息,被几个围攻我的群员搜出其照片,并写上“死刑”二字。围攻我和那位赞扬王岐山的微友的群员,甚至恶狠狠地说:“亲不亲阶级分,爱憎要分明,对疯狂顽固的反动分子,不但要骂,如果条件允许,对疯狂的阶级敌人还应该杀无赦”。这些以“拥毛”的名义反对现行社会主义体制的人,通过其杀气腾腾的言论,足见他们对一切维护现行体制者的仇恨程度。我落在他们手里或者他们“条件允许”,我这类维护现行《宪法》和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者是必死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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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陈述,仇恨我的人,无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反党、反对现行《宪法》和现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而且他们为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而用各种他们“条件允许”的方法致我于死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这类人阻碍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和野心。即便我这次因患癌而去见了马克思,陕西省公安厅还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话,衷心希望陕西省公安厅能继续深入关注此案。不仅仅为了还我和家人平安的生活,更是切实保护民间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的维护《党章》、《宪法》和《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人。为了党、为了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此致

陕西省公安厅

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

赵东民

201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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