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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揭批”叶利钦与美国

2015-04-06  作者:整理  来源:环球视野  

  今年在国内面市的《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文版,2012年底就已在俄罗斯出版。中方出版社称这是一本没有删节的回忆录。

  在这本耗时五年创作的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用平实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详尽历程,他自称,“献给对赖莎的思念”是本书的创作动力和初衷。而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对一生各个阶段的工作事无巨细一一道来,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好恶评价也并不遮掩,对于苏联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更吸引人的恐怕是对苏联如何解体、为何解体和戈尔巴乔夫本人起到何种作用的有趣探究。

  “被扼杀”的改革

  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评论界普遍认为,僵化的制度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是斯大林长期执政中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和社会主义体制问题。而斯大林之后,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的“解冻”、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等阶段,问题长期积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已形成阻碍机制,改革阻力越来越大,积重难返。俄罗斯学者认为:“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最终导致苏联土崩瓦解。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赫鲁晓夫是苏联改革第一人,其经验在改革年代里值得重视,正是他在摧毁极权政体方面走出了第一步,将苏联社会稍稍引向了民主方向。但他同时认识到,赫鲁晓夫在历史上扮演着充满矛盾的角色,这是由于一方面他具有胆略、勇气、决心以及逆流而上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他无法摆脱旧制度束缚,对极权主义并无深刻认识,不能且不愿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

  而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停滞时期根本无法应对当时已始具规模的新文明时代发展的挑战,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努力的保守反应。“我们在历史层面上错失了时机,遭受了失败”,苏联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在戈尔巴乔夫笔下,当时的苏联制度几乎没有给创新留下空间:计划由上面下达、资金依靠划拨、企业缺乏自主权等。由此他推动了以公开性、民主和自治为三大支柱的一系列改革,意图力挽狂澜,以大刀阔斧的改革换苏联新生。

  本书的第三部分,戈尔巴乔夫用来集中论述了自己当年推动的改革。其主旨是要克服极权主义并向自由民主迈进,他对改革的历史正确性深信不疑,同时也承认自己犯了许多错误:本应该更早、更快和更强硬地做很多事情,改革低估了国家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应当更早和更强有力地开始实施社会导向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等。

  他痛惜地写道,改革破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扼杀了。改革战略被旨在摧毁苏联政府、经济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战略所取代。“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变故,让国家发展倒退至少十年。”

  自我批评与揭批他人

  在自我批评和反思的同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把大量篇幅用来揭批当年的“政变者”(叶利钦)和其背后民主“导师”(美国)。无疑,时隔二十多年,这位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曾被背叛的心结并未解开。

  “1991年,改革和整个苏联沦为两大阴谋的牺牲品:8月的政变和12月的别洛韦日密谋。”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政变,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当时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总统和白俄罗斯议会主席在明斯克以西400多公里处的别洛韦日密林中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告三国退出苏联,成立独联体。从此苏联名存实亡。

  戈尔巴乔夫在书中透露,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和国防部长要求美国总统转而投注叶利钦,因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是肢解和终结苏联,这比戈尔巴乔夫的改良计划更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黯然离开政坛后,戈尔巴乔夫退而不休,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封锁和重回政坛尝试的失败,如今这位前总统保持了很高的媒体曝光率,在俄西对垒、乌克兰危机等焦点问题上踊跃发言,民主、美国、阴谋等词汇依旧时常使用。但本报记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多次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联系专访,对方却一直以忙为理由含煳其辞,迟迟不给答复,或许心有疑虑,或许对一些过往不愿多谈。毕竟,二十多年已过,世界已是天翻地覆,往昔那个超级大国终将淡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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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在这本最新回忆录中,曝光权力角逐真相,揭秘苏联解体全过程,破解历史谜团,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对新思维、公开化、戈式改革、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进行了思考。

  书中,戈尔巴乔夫详细叙述了他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叶利钦等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和恩怨。作者对一生的总结性回顾以及大量首次曝光的珍贵图片,使本书成为研究苏联政治较可靠的一手资料。

  维尔纽斯事件

  进入1991年,国家没有得到预算的批准。俄罗斯行政当局阻止了预算的通过。制造业的下降速度加快了(与1990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5%)。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也犯了错误。苏联企业进行的零售价格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被中央政府将财政杠杆交给加盟共和国的做法所抵消。由于不平衡的工资上涨,加盟共和国的通货膨胀迅速加剧。不过,当时苏联层面的货币和财政改革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并没有取消对于大部分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左右翼激进派继续争权夺利。

  1月12日夜里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对于国家的政治和情感都是极大的考验。军队拒不执行苏联总统下达的命令,而是听从了据称是驻地指挥官的命令,攻占了由支持独立的民众守卫的电视台。而苏联总统的命令是要用政治方式而非武力来解决立陶宛首都日益加剧的冲突。十四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个令人极为遗憾的悲剧性流血事件被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很难让人摆脱这样的想法:有人非常想让苏联总统对这次流血事件负责。我竭力避免危机的升级,拒绝对立陶宛实行总统直管,因为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我重申不能允许有人不经宪法程序,而是使用武力或通过军方“未经授权”的行动去夺权。

  与此同时,叶利钦立即飞到塔林,与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发给联合国的一份通报中将维尔纽斯事件称为“苏联对立陶宛的侵略”。在号召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人保持克制的时候,叶利钦发表了体现其固有的挑衅风格的宣言,称“很显然已经不可能在没有俄罗斯军队的情况下捍卫主权”。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强烈谴责这个前所未有的、意义深远的宣言,这实际上是提出分裂军队的威胁。

  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城市,激进反对派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要求苏联总统辞职,指责苏联总统制造了维尔纽斯悲剧。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直接导演了这场反戈尔巴乔夫的运动。1991年2月,叶利钦在电视上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宣战:“我断绝与总统本人及其政策的一切联系,要求他立即辞职。”随着3月17日苏联公投日期的临近,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势力急剧提高了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的调门。3月初,民主俄罗斯运动支持的政治罢工再次在库兹巴斯矿山和其他地区发生,要求苏联政府下台。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钢铁工业和农业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害。五个炼焦炉组和二十座高炉在1991年的最初几个月被关闭。

  规模浩大的反戈尔巴乔夫抗议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在俄罗斯城市举行,号召公民们在公投中反对保留苏联和改革苏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掌握在反对派手中,没日没夜地播出苏联历史上最为困难和悲剧性的事件。

  传单、招贴画和电台广播都在不停地号召人们不要去参加公投,或者是投反对票。叶利钦授意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口号标语更是到处散发。但是,由反对派挑唆的矿工大罢工并没有达到其组织者所期望的目标,反对派未能破坏公投,也未能争取到超过半数的反对保留苏联的票数。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众参加了公投,号召保留和改革苏联。

  这个成功是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面临国家崩溃的威胁的条件下取得的。利用这个成功,我邀请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一起召开一次参加人数受限的秘密会议,以起草一项落实专门的建设性行动计划的方案。

  会议是在我的提议下召开的,于4月下旬举行,被称为新奥加廖沃9+1会议。叶利钦也参加了会议,他那个时候希望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新奥加廖沃这个总统郊外住宅,我们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决定立刻采取措施来稳定国内形势和克服危机。我们明确声明:主要的稳定方法就是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

  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起到了抵挡攻击总书记行动的作用,当时党内的官僚集团正在筹划此事。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党的二十八大做出的决定,同时并没有放弃从党的领导层中驱逐戈尔巴乔夫和所有改革派的计划。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将在4月中央全会上展开。以筹备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五十周年为掩饰,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刻赤、摩尔曼斯克、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图拉的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在斯摩棱斯克开会,达成了撤销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的协议。在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再一次策划了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的主张。

  作为回应,我宣布将辞去总书记职务,以腾出空间来。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我会采取这个行动。有超过七十名中央委员刚刚准备好了一份声明,宣布支持总书记和要求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经过三个小时的辩论,政治局要求我从讨论议程中撤掉关于我辞职的请求。

  新奥加廖沃协议的达成有助于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起草一个综合性的反危机方案。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也表示要非正式地参与方案的落实。6月5日,我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名为“关于苏联内阁与主权共和国政府将摆脱国家经济危机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部分的联合行动方案”得到公布。下一个月,这个反危机方案已经在贯彻落实之中。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与联邦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将作为经过改革的苏联的一部分。这个宣言被采纳一年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叶利钦获得了较大幅度领先的多数选票:有百分之四十拥有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投了他的票。苏共支持的候选人在所有的主要城市全军覆没,而城市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是伊凡•波洛兹科夫的俄罗斯共产党和每一个负责指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的失败。

  但这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有关“退出苏联”,更不用说解散苏联的问题并没有在投票支持叶利钦的绝大多数人那里听到过。我不记得在总统候选人本人的竞选计划或演讲中听到过这样的口号。既然人民合法地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我感到有必要承认他的当选,与他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最终同意了新条约的文本,将8月20日定为条约的签署日期。

  叶利钦的目标与美国领导层的目标正相符

  谈到这个问题会令我们的一些民主“教师”和“导师”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能回避另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题——西方对于我国改革的争议问题。

  我们国家和改革的命运当然首先并主要是在苏联国内决定,首先并主要取决于我国社会和经济所处的条件以及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苏联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国际形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与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以及我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方面都是如此。改革满足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紧迫变革需要,肯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就是世界各国密切注视由改革开启的社会政治进程的原因。起初,西方认为改革只不过是另一场宣传运动而已,美国确实也持有这种看法。

  1987年10月,美国专家开始发现对戈尔巴乔夫领导层最突出和最可耻的反对者是叶利钦。1989年9月,叶利钦出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他的白宫办公室接见了他。好像是出于巧合,乔治•布什进来小坐了十五分钟,而叶利钦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不过,根据后来面世的出版物,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和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本人,都开始坚持要美国总统收回将“单一的”赌注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的做法,转而支持叶利钦。他们认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立场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是肢解和终结苏联,在俄罗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寻求“放松”国家社会主义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这是一种“监管之下”的市场经济。(R.M.盖茨:《阴影之下》)

  “中央情报局是叶利钦的另一个支持者,但不是通过大量语言,而是通过一系列评估来表示支持。其评估报告突出了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外广受欢迎的情况,以及他的改革方案和对待国内其他民族的方式。”盖茨这样写道。

  根据后苏联时期公布于众的一些美国“专家”的说法,情报机构拼命“推销”叶利钦,以至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甚至在谈论“中央情报局内的叶利钦粉丝俱乐部”。

  美国政府内最为保守的官员和他们在布什内圈的代表人物,最终连美国总统本人都把赌注压在叶利钦身上。叶利钦的目标——肢解和终结苏联——与美国领导层的目标正相符。很显然,美国人已经认定叶利钦领导下的更加羸弱的俄罗斯,比戈尔巴乔夫竭力实现复兴的苏联更加符合美国利益。而且,这种认定的前提显然是出自美国的传统战略逻辑:“胜利或失败”。美国国防工业、情报界和石油垄断公司的代理人能在塑造美国对苏态度和对叶利钦态度的过程中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这绝非出于巧合,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摧毁苏联。

  我认为那种将冷战结束解释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和东方的胜利的说法,同样来自这伙人。但是,难道这样纯粹实用主义的评估(受到这些集团和人物的利益支配)是唯一可能的、最为理性的和真正高瞻远瞩的评估吗?同时这个评估又是来自冷战结束后处于新世界的美国领导层的见解吗?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表明,美国一旦认为自己是冷战的唯一胜利者,就开始在国际场合以“赢者通吃”的可疑原则行事。但这个态度对美国加强其世界地位并无裨益。正相反,反美情绪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变得日益强烈,直到掀起的恐怖主义浪潮正面冲击美国的心脏地带。2001年史无前例的“9•11”恐怖袭击触发了全世界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潮流。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违反了国际准则,而且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这无助于美国加强领导地位的努力,甚至连美国的一些盟国也不支持其做法。同时,叶利钦时期的美国对俄政策也无助于美国声望的提高。

  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领导人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叶利钦炮轰立法机关的行为、引起公愤的“休克疗法”、强制实行的私有化或掠夺性寡头制度的缺陷。总体而言,西方鼓励叶利钦采取激进——自由主义的进程,但不重视俄罗斯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声望。尽管莫斯科提出了抗议,但轰炸贝尔格莱德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古怪举止暗中窃笑,却故作亲切地拍着他的后背,欢唿他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人士”。这种对俄罗斯缺乏诚意的做法,无助于提高俄罗斯公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尊重和信任程度。所以,叶利钦时期反美情绪在俄罗斯明显加强,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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